應用心理研究/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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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應用心理學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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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在公共文明對於民族性創生的意義。公共文明涉及甚深，它為國人的民族性所潛伏又在實際表現中十分匱乏。這就不能不為寫作設定一種很歷史又很現實、很遙遠又很貼身的思考框架，在框架之內，不論怎樣的思考，皆在那個要思考的「事情」上，努力地盡力盡心「說事」本身，就是說，寫作上的「立足」之點也是「尊重」之點，是在「事情」本身。對待歷史上的「禮」、現實中的「文明」，儘量，站在歷史、站在現實，給予理解和解釋，還「事件」以「純潔」，還公共性以「純潔」，避免泛政治化。 本文小題目，單看是說一件事情，合看是民族性在「文明」中變遷，民族性將在「公共文明」的過程中得到進步和新生；文明的基本內容是一套規範下的有禮貌、有教養、有禮節等道德要求，但文明比道德要求更深刻地揭示出「人之為人」的高明之處，文明的核心是創造，因為創造才牽引著文明由某一程度移向更加文明的程度，本文還認為，「表達」和「訴諸」的能力是公共文明的重要特質，這兩個特質的重要性，導致本文把文明界定為公眾「一種表達和訴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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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採用Honneth對行動力小群體(acting groups)在社會內部與其他不同社群不斷對話的溝通過程做為增進行動群體認識與社會行動力的社會學習過程概念，進行了一個提問：「特定社會內部差異結構的傾斜壓疊，如何可能經由個人與群體的文化創發行動，發展出具拮抗性的社會學習過程？」 作者視自己在台灣社會中與不同小群體共同實踐的協作實例，反映了對抗現代性與工業化壓迫的解殖意涵，心理教育工作者是以在地實踐的「路徑知識」來回應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社會壓迫。「路徑知識」指的是行動探究者／實踐者實踐過程中所蘊含的知識；「實踐路徑」本身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過程，是實踐者的選擇與實踐行動與特定社會現況來回對話的具體表現。作者並由自身20多年的實踐經驗中，命名了一組概念（社會關係的共在場域、社會關係的構形等），提出「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歷程」的一圓椎體概念架構來總結自身行走於一漫長解殖路徑中的實踐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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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用美國學者高特第納(Mark Gottdiener)的「社會空間視角」(Gottdiener & Hutchison, 1994)，以北京市天橋社區為例，闡述天橋社區的空間構建及其歷史變遷。天橋空間構建在歷史的區隔政策影響下，形成了以居住地為身份符號象徵的識別體系。天橋空間成為北京平民的空間，天橋居民擁有北京平民的身份符號。在天橋這個平民的實踐空間中產生了平民文化，塑造了平民的人格心理、及平民生活方式。伴隨天橋的時空變遷，天橋人扮演著重要的文化傳承與弘揚者角色。他們不僅將傳統平民文化中那種淳樸、真誠的助人、奉獻等精神與現代人友愛、奉獻、服務、參與等新公民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且還將傳統的互助空間從私人空間－鄰里，擴大到城市更大的公共空間－北京市。 他們不僅追求社會參與，在志願活動中實現自我價值，而且還擔當社會責任與義務。他們憑藉著對天橋文化的高度認同，在公共空間中爭取天橋文化發展、規劃的話語勸，開展天橋文化的反思，這種文化自覺、以及對社會責任與義務的擔當，體現出當代天橋平民文化內涵的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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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為了討論中國近年來在各城市推展的「文明城市」運動而作的觀察和書寫。由於這種「觀察」有特定的情緒和障礙，因此作者使用了一種特製的條件限制來進行觀察。在本文中這種條件限制就稱為「關係介面」，而整個書寫方式則稱為「自我俗民誌」－其中的「自我」正是情緒與障礙的來源。 關於「文明」的概念，雖然明知在「文明城市」運動中有一定的語意，但仍要拉到Sigmund Freud, Mary Douglas, Nobert Elias等人的高度，從此衍生關於文明如何應從「社會人」、「型態人」、「關係人」的角度來觀看的問題。 這篇自我俗民誌是由作者幾度走訪大陸數個城市之時，隨身攜帶的小筆記中記下的一些瑣事為藍本，經過三個「關係介面」的整合而呈現的結果。從「地面」、「桌面」到「顏面」這三個介面的觀察，有一些書寫上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但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這是寫到最後的「非人性」、「最後的附筆」乃至到「後記」之時才勉強說出的認同難題，雖然只是點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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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本文考察了兩個以村落為依託的香會組織，意在闡釋民間組織與村落意識之間的內在聯繫。古城村和西北旺村曾是北京近郊的鄉村聚落，1990年代在中心城區的拓展中，開啟了都市村莊的里程。此時，前者的村莊邊界尚在，後者只有關帝廟矗立獨存。然而，在都市文化的浸淫中，兩村的香會組織卻始終恪守著踩街和妙峰山朝頂進香的傳統。正是這種週期性廟會的感召，以及村民對過往生活的追念，使得鮮活的村落民俗文化沒有消失在城市的街區，生活在都市中的村民也沒有產生精神上的失落和內心的鬱抑，而是在參與香會組織的活動中日益強化著村落意識。在對香會歷史與村莊現實的探詢中我們發現：一方面，都市村民通過民俗活動的展演，藉以尋找社區的歷史；另一方面，在城中村拆遷和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他們又通過香會組織表達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就此而言，香會組織不僅是昔日村莊生活的象徵，也是傳承村落歷史和文化記憶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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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研究者在一年半的陣頭田野過程中所發現的重要主題進行探討。主要有如下的幾點發現：(1)陣頭活動對陣頭人士來說，不僅是宗教意義上的慶典，更具有生命中的慶典這樣的象徵涵義。(2)陣頭是一個寬廣的容器(container)，具有提供陣頭人士建立社群／歸屬感，以及提供表現舞台，獲得成就感的功能。(3)陣頭提供了一種抵抗規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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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自企業組織中高階女性領導者的角度出發，探究領導、性別與傳播三者間如何相互聯結以建構出組織文化。為能瞭解這三個面向的關係，本研究透過質化研究取徑，蒐集深度訪談、組織文獻、以及田野筆記等多重的資料，並依循紮根理論與基礎隱喻分析的理念與方法，從建構組織真實的互動過程中，首先探究高階女性領導者對於自身角色以及組織經驗的詮釋為何；其次再檢視這些女性領導者是如何對其他組織成員進行溝通與領導；最後並進一步的理解高階女性領導者是如何透過溝通與互動來建構組織文化與真實。 研究發現儘管高階女性領導者對組織經驗的詮釋不同，但其自我認定為「團隊建立者」的角色，這使得她們重視團隊成員的感受和發展，並在決策與管理的過程中強調共識的凝聚和團隊精神以達成組織績效。因此，高階女性領導者除了以「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為己任外，傾向從賦權和激勵的角度看待權力的運作，其溝通模式主要為強調互動式的「對話」與「說服」，並使用明確的溝通策略與步驟來管理衝突。 研究結果顯示女性領導者往往是更具自覺性與策略性的透過論述的實踐（即透過語言的使用和其它符號的建構），創造合適的互動情境以減少性別因素的負面影響並強化領導的效果。而她們的領導策略則主要是透過語藝性論述進行指導並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以及透過跨界的行為穿梭於不同性別的群體與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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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女性配偶的視角來討論外派事件，包括她們如何理解丈夫必須外派、是否跟隨移居、考量因素、及如何在丈夫的外派事件中抉擇出最適的自處之道。研究採取質性方法，以深度訪談法了解事件發生後七位女性配偶的思考脈絡並探索其內心感受。結果發現：在外派移居方面，台灣家庭有類似80年代西方社會中兩地家庭的非傳統婚姻型態：夫與妻、子分居；而家庭移居者多因家庭情感依附、外遇隱憂、重要他人影響力、公婆同住壓力、組織親善制度等因素下移居；反觀不移居者的原因為不願職涯中斷、不能適應海外生活、海外教育不符期待、冷卻婚姻衝突，及收入最大化。不論留台還是跟隨移居，配偶們皆支持外派，多數受訪者更是為了家庭權益犧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