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論叢/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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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實之因果模型」的出發點很簡單：要確認D是Y的因，也必須反過來思考「那若沒有D的話，Y會如何？」故因果效應的推論，應不只是建立在D和Y聯袂發生的規律上，還要進一步比較「實際結果」（事實），和「可能但未發生的結果」（反事實）兩者之差異。這固然不是因果推論唯一的定義與思維方式，但這個模型一方面能刺激「反事實」的逆向思考，另一方面卻又能將觀察不到的假想「反事實」操作化為控制（比較）組，逐漸發展成一套共通的因果推論架構，貫穿隨機分派實驗、準實驗、自然實驗以及非實驗之觀察研究。不但邏輯一貫，而且更能落實到具體可行的分析方法，對社會科學中無法或不易進行實驗、但仍希望推論因果的觀察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發。並澄清了傳統實證分析方法中，過於偏重觀察得到的因果規律等若干不夠精確的觀念，刺激了另一波方法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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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世界銀行的善治策略為例，檢視國際金融機構之援助政策與人權倡議之間的相容性與衝突性。世銀自1990年代採行旨在結合人權保障之善治策略，即將政治及治理因素納入給予貸款的決策考量當中。儘管世銀調整過去僅重視經濟成長的援助思維，但該策略在執行上仍無法顧及受援國發展過程中的人權問題，致使僅有那些與世界銀行發展計畫相容之人權議題始獲得支持。這些計畫仍偏重投資、成長與生產力而犧牲社會福利。結論顯示善治策略忽略調整計畫之優先順序，如考量平等重於成長。當前策略僅藉由擴大當地團體與居民的參與來重新執行那些按既有思維制定之計畫。故世銀須全面檢視發展政策與提倡人權間的失衡與衝突，並建立與保障社會權利相容的援助模式；另世銀策略改變對受援國當地菁英之利益及其對社經發展之規劃所產生的衝擊，恐怕是後者極欲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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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據臺灣封閉式醫療體系以及患者有就醫選擇自由的現況，設計一個兩階段的模型，描述患者、醫療院所雙方在健保制度下的互動，探討患者越級就醫或配合轉診的誘因。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封閉式醫療體系下，不同規模的醫院最終帶給患者的醫療效果有所差異，所以患者是考量醫院的行為、進而做出就醫場所的選擇。患者就醫場所的選擇除了考量成本面因素，亦同時受到效益面因素的影響，也就是不同醫院的治療效率。再者，本文也從患者選擇醫院規模的誘因看出，調整部分負擔僅能改變貨幣成本所形成的財務誘因，但無關乎不同醫院為患者創造的療效，所以，調整部分負擔的單一措施不見得能收到落實轉診的成效。在臺灣封閉式體系與就醫自由的先天條件下，落實轉診與分級就醫的目標，除了加重越級就醫的部分負擔，也可以由健保支付制度設計以及醫療院所整合等方面著手，給予基層醫療和醫院適當的財務誘因，進而有助於提高患者配合轉診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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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西進後的發展，向來是臺灣學術界與實務界高度關切的議題，本研究針對西移後的臺商當地化問題，以蘇南地區（包括上海市及以蘇州為中心的江蘇南部）實地調查為基礎，以側重協力網絡的臺商製造業為對象，藉由為期兩個半月的訪談與觀察，試圖釐清臺商產業網絡是否已經大幅納入大陸當地廠商？其背後運作邏輯又為何？換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臺商當地化的局限：在雙方同文同種的背景下，臺商為何持續排除當地廠商，使臺商協力網絡表現為「過門不入」的封閉網絡？對此，本文首先在經驗層面，發現蘇南地區的臺商產業網絡，大多源自網絡的整體移植與重建，使得該地區臺商的產業體系，多數仍殖根於形成於臺灣的協力網絡。對此，本文進一步分析其背後原因，發現關鍵在於臺商的信任結構：雙方間長期的默契與信任，在彼此的交易互動中，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臺商的產業網絡，因此持續自我強化與維護，很難容納新進未知的成員。因此，綜合上述，本研究將透過產業群聚、協力網絡及信任結構三者間的交互影響，研究臺商產業當地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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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4年到2007年之間，行政院推動了一連串的社區營造計畫，希望達到激發區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目的。行政院的計畫，頗為符合Putnam「社會資本」理論的命題：(1)「互報」的規範令社區成員產生互信；(2)而由各種公民倫理（含互信）組成的關係網絡是現代社會振興其民主制度的主要資源。本文就是要以兩個結社型態迥異的城（北投）鄉（林邊）社區，執行各種社造子計畫的對照故事，測試Putnam的命題。我們的研究發現，北投與林邊的事例，基本上支持Putnam的第(2)命題；卻質疑Putnam的第(1)命題，因為我們無法支持他的說明，即認為只有一般互報規範，而非其他種互報規範，才能產生社區中的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