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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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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5-2014年台灣上市上櫃銀行為研究對象,進行追蹤資料 (panel data) 分析,探討公、民營銀行在風險與績效方面的差異。先採取普通最小平方法,迴歸被解釋變數包括各項財務指標,分為獲利性、效率性、授信管理以及風險性四個方面。獲利性指標方面包含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利息收入比率、利差比率、利潤比率及營業收入比率;效率性指標為成本比率、成本收益比率以及員工比率;銀行授信管理指標為備抵呆帳比率以及放款成長率。風險性方面指標,包含逾放比率、備抵呆帳覆蓋率、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數、資本適足率及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最後提出較為嚴謹的方式,透過檢定選出選擇合適的追蹤資料模型加以分析比較。 首先以樣本資料平均數比較公、民營兩類銀行,初步觀察結果可以推論公營銀行在利息收入方面的獲利能力較差、效率性方面較為良好,而公營銀行授信品質較高,因為備抵呆帳提列之多寡取決於銀行授信品質。在風險性方面,僅資本適足率有顯著差異,公營顯著較民營銀行為低。 在較為合適的迴歸模型結果中發現,獲利性方面有兩項指標顯示公營銀行獲利能力較低,效率性方面僅在員工比率上出現顯著差異,且為公營銀行較低。風險性方面結果則為公營銀行資本適足率較高,風險承擔能力較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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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旨為探討兵役政策對大學生延畢行為的影響。第一部份,整理歷年兵役政策的變動情形。第二部份,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所公佈各級學校基本資料庫中之大專校院各校科系別學生數以日間部大學與四技修業年限四年的學生為研究資料,分析89-104年的前一年大四學生人數、當年延畢人數與大學生延畢比例。第三部份,使用Probit迴歸模型檢視102、103、104年度的樣本影響大學生延畢的因素。最後,加入兵役政策的解釋變數與交乘項,觀察大學生延畢行為是否為受政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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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MA、KD、MACD三種台指近月指數的技術指標,分析當技術指標出現多方或空方訊號時,對台指近月指數的變動,進而判斷是否能應用在實際投資上,研究的天數變化則設定在三日內,也就是當技術指標出現訊號當日的後兩日與訊號出現時的台指近月指數變化,以正報酬或負報酬總和來探討三種技術指標何者對台指近月指數的變動最為明顯。 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三種技術指標只有KD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此技術指標較高敏銳度的特性,在台指近月指數起伏較頻繁時,也能有比較精準的預測,而在大盤波動大的前提之下,MA及MACD容易受到此波動影響,產生錯誤的預測,導致投資結果帶來負報酬,所以這兩種技術指標對台指近月指數的分析能力較不適合應用在台指近月指數這種短時間內波動較大的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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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規範向來都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而資訊在廠商間的競爭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若廠商掌握對手產品特性,不僅能清楚彼此的競爭關係,也能適時的調整自己的行銷策略。因此,本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廠商面對產品異質性的資訊不對稱時,基於私利會如何選擇其資訊揭露策略,而政府是否需要透過公權力強制廠商揭露資訊。   第一章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相關文獻回顧,並描繪分析架構與方法。   在第二章中,我們考慮的市場架構為私營雙占市場,分別探討在數量競爭及價格競爭下,資訊優勢廠商的最適揭露策略,以及政府的政策方向建議。研究發現,在數量 (價格) 競爭下,當資訊優勢廠商知道雙方產品具有高 (低) 替代性時,揭露資訊為其優勢策略。因此,無論何種競爭模式,均衡時資訊優勢廠商皆無法隱瞞其對手。另一方面,既然均衡時不存在不對稱資訊,則政府也沒有強制廠商揭露資訊之必要。   在第三章中,我們考慮的市場架構為混合雙占市場,分別探討在數量競爭及價格競爭下,資訊優勢廠商 (民營廠商) 的最適揭露策略,以及政府的政策方向建議。研究發現,資訊優勢廠商的最適揭露策略不受競爭模式所影響,但均衡時資訊優勢廠商仍然面臨無法隱瞞其對手的情況。因此,政府同樣毋須強制規範廠商揭露資訊,因為即使政府積極介入,也不影響兩廠商的競爭行為與社會福利。   最後,我們在第四章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結果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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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研發活動成為當今公司為增加獲利以及未來發展不可缺少的重 要手段。本研究以我國全產業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研究發展對企業經營績效 之關係。此外,在所有權及經營權分離的公司組織中,代理問題一直是公司裡經常被探討 問題,內部董事持股率的多寡會對公司績效產生影響,因而產生了利益收斂假說以及職位 鞏固性假說。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現象愈來愈明顯,進而因資訊 不對稱所產生的代理問題也益發嚴重,而內部董事持股則被視為控制代理問題的一種重要 工具,雖然現今內部董事持股比率對公司績效的研究結果非常豐富,但是未有文獻分析台 灣股票市場上市公司內部董事持股、研發支出與公司績效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試圖 連結上述關係。本研究以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選取 2008 年至 2014 年共計六年 之年資料,而主要實證結果顯示,無論電子業或是非電子業,高內部董事持股比率且研發 投入較高的公司,會具備較佳的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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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 2008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間台灣共 37 家銀行為研究對象,並以資本適足率、第一類資本比率及普通股權益比率為銀行資本適足性的主要衡量指標,藉以探討 Basel III 的實施對台灣銀行業間競爭程度的影響及存貸戶福利的變化。本研究應用加入工具變數的 Nested Logit 模型到台灣銀行業的追蹤資料,除資本適足性外,淨值比率、資產報酬率、現金比率等代表銀行財務體質等變數及資產規模與 ATM 數及逾放比等存放款市場特有的變數都設定在模型中。 研究發現 Basel III 確實對台灣銀行業的資本適足性有正向影響,存款利率與資產規模對於存款戶的效用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普通股權益比率則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在放款市場方面,放款利率及逾放比會顯著負向影響貸款戶的效用,資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的增加會減少貸款戶的效用。在 Basel III 實施後,台灣銀行業存放款市場的競爭程度雖有小幅下降但差異不顯著。Basel III 對存款戶的福利水準短期有些微負面影響但長期則影響不顯著,放款市場的消費者福利則因 Basel III 而呈現持續下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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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歐元區經濟成長緩慢,歐元區之物價指數始終沒有達到央行之設定目標2%,因此央行利用降低政策利率以影響市場與民眾之行為,期望達到穩定物價以及經濟成長的目標,然而歐洲央行自2012年7月5日起宣布政策利率為零,2016年3月其政策利率更來到-0.4%,零利率與負利率之政策是以往較少見之貨幣政策,故本研究希望探究此政策環境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何影響。 本文採用歐元區之總體月資料,以工業生產指數、短期利率、HICP物價指數、MSCI歐元區股價指數、實質有效匯率指數為變數,並以2012年7月作為前後分界之兩組實證模型,使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分析,並觀察衝擊反應函數之表現。 實證結果顯示,若各變數在相同衝擊下零利率以下前後之走勢一致,其衝擊反應之程度有變小,且反應有提早收斂至零之現象,顯示在零利率以下之政策環境,貨幣政策傳遞效果較為減弱,與以往之研究結果一致,而本研究也得出,當通膨率受到利率衝擊時,仍有部分期數有上漲現象,表示仍無法完全消除物價迷惑之現象。 最後本研究亦建議可待樣本數足夠時,研究目前政策利率為負的國家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以及模型加入中間目標變數或者加入時間分段點的虛擬變數來探討貨幣政策傳導的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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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技術的進步,近幾年高度自動化的機器人似乎成了資本使用的趨勢。本文研究在排除時間及產業固定效果,考慮資本調整的遲滯,及扣除要素相對價格變動因素後,台灣各產業的資本勞動比變化有多少是產量規劃考量下,改變生產技術所造成的效果。 本研究使用台灣1981-2013年各產業的資料進行分析得到以下兩點結論。1.工業中「製造業」的技術採用有往資本密集發展的趨勢,「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及「營造業」則是往勞動密集發展。2.服務業早年的技術變動是往勞動密集發展,然而近十年多數服務業則沒有明顯趨勢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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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旨在分析混合雙占市場中,兩廠生產異質性產品,公營廠的私有化程度對兩廠經營策略的影響,其中,廠商的經營策略,我們分別以廠商的策略性管理授權 (srategic delegation) 及競爭模式進行討論。 第一章討論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提供文獻回顧,以及研究架構與使用的分析概念。 在第二章中,我們分別在數量競爭及價格競爭下,探討公營廠的私有化程度,如何影響兩廠的最適策略性管理授權。研究發現,在數量競爭下,無論公營廠的私有化程度高低,私營廠的優勢策略為選擇雇用經理人;對於公營廠商而言,只有在私有化程度足夠高時,才會選擇雇用經理人。在價格競爭下,無論公營廠的私有化程度高低,私營廠的優勢策略同樣為選擇雇用經理人;公營廠商選擇雇用經理人與否,則取決於私有化程度與產品異質性的高低。 在第三章中,我們探討競爭模式與公營廠私有化程度的關係。研究發現,當公營廠私有化程度較低時,兩廠皆選擇價格競爭;相反地,當公營廠私有化程度較高時,兩廠皆選擇數量競爭。當公營廠私有化程度適中時,有三種情況:首先,公營廠較在乎社會福利時,私營廠選擇數量競爭,公營廠選擇價格競爭;再者,公營廠較在乎利潤時,私營廠選擇價格競爭,公營廠選擇數量競爭;最後,當公營廠對社會福利或利潤的考量無明顯差異時,兩廠在選擇競爭模式上,存在極小的參數區間,沒有純策略的 Nash 均衡。 第四章為本論文的結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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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志耐曲線預測所得不均程度會隨著國民所得成長至某一高峰後開始下降,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不論是高所得國家或中低所得國家的所得不均程度仍持續上升,甚至有學者認為在未來世界趨勢中,各國所得不均程度可能會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本文觀察到,許多國家的服務業產出佔該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也如同所得不均程度一樣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時持續擴大,因此本篇論文採用17個國家,自1982年至2012年之每五年平均值,共六個時間點的吉尼係數、人均實質GDP及服務業產出佔總GDP比例之追蹤資料,以探討服務業的擴張與所得不均程度上升的關聯。 由於吉尼係數與人均實質GDP、吉尼係數與服務業產出佔總GDP比例分別可能會有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以一國人均資本存量、勞動總工時及服務業雇用人數佔總雇用人數比例作為兩階段最小平方法的工具變數。最後的分析結果顯示,本文傾向支持顧志耐曲線的存在,而吉尼係數與服務業擴張有顯著正相關,因此本文認為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所得不均程度持續上升之原因在於服務業的擴張,使得顧志耐曲線持續上移,讓此一曲線的下降階段無法呈現於跨國的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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