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停刊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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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唐王朝政治上的統一，經濟上的強盛，文化上的繁榮也是大勢所趨。因此，唐王朝在官吏考選和學校教育方面，都把「書寫」放在重要的地位，故文字趨於一體成為當時文字學者戮力的工作項目。正字與俗字的使用在唐代既是相容、又是分道。本文從顏元孫《干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經字樣》三本字書為依據，考察唐代俗字的情形。其實正字與俗字之間的差異性乃在於時空的差異，正字可能因流通性弱不被大眾接受，而成為俗字；俗字可能因流通性強得到大眾的認可，而成為正字。故正字是文字系統的主幹，俗字則是正字系統的補充力量，彼此間的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二者關係是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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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實驗設備與分析能力的提升，十九世紀末的物理學者從實驗中發現許多古典物理無法解釋的現象。例如，為何氫原子光譜會出現規則的系列公式？為何古典理論所推導的黑體頻譜分佈出現發散的結果？原子的模型什麼？…。為了解釋這些古典物理無法說明清楚的實驗現象，二十世紀初的物理學者（普朗克、愛因斯坦、拉賽福、波耳、德布羅意、海森堡、薛丁格、波恩、包立狄、拉克……）陸續的提出許多有別於古典物理卻又不違背古典理論的假設與論述，在不斷的驗證與確認下，經歷了約26年的時間（1900~1926），大多數不成熟的假說被遺棄，而最後留下來的精髓成為量子力學理論建構的基石。本文主要介紹的就是量子物理的演化與量子力學的兩大理論基石『不確定性原理』與『波函數的機率統計詮釋』。雖然『矩陣力學』（量子力學的第一套版本）與『波動力學』（量子力學的第二套版本）是由不同的兩條路徑所得到的兩套力學，起初這兩個看似不協調的理論，最後發現其實是同一件事，只是描述的方式不同罷了，在不確定原理與波函數的統計詮釋的基礎下這兩套力學其實是完全等價的，這奇妙的結果是偶然，也是必然，這就是為何量子力學如此吸引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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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國，無疑是一個震盪不安、中西文化衝擊的時代。一批致力於小說創作的知識分子，追隨著「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旗幟，投入以小說啟迪民智之思維浪潮，從而產生鉅量的小說作品，而此亦成為研究晚清社會／文化的重要場域。儘管晚清小說的藝術成就未能獲得一致性的美學評價，然其人物形象所展現的社會意義，卻也是論者無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嘗試分析闡述「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作品中的「江湖騙子」、「宗教騙子」與「官場騙子」人物形象，期望藉由探討較少為人關注的騙子人物形象分析，理解並印證瀰漫在晚清社會中的迷信與官場行騙現象，進而勾勒並深化處於新舊交織的晚清社會，其所呈現出來的，某些仍受制於傳統質素（騙文化）深刻影響的生活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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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的《臥虎藏龍》（2000）在武俠電影史上的意義至少有兩個：其一，它是史上行銷國際市場最賣座的武俠電影；其二，雜揉與創新武俠電影既有傳統，將武俠影片的觀眾群推向跨國的市場。重探《臥虎藏龍》的重要性在於這部文化全球化商品所再現的雖然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武俠傳統，但卻可以跨越文化藩籬暢行於全球電影市場。本篇論文討論李安如何形塑這部影片中女性角色做為嫁接東西文化差異的槓桿，同時創新與承繼既有的武俠影片傳統，最終讓武俠電影躍上國際影壇。在這部電影中主要女性角色再現的是兩種對比的女性形象：命定女子與女強人。這兩種形象其實反映出全球女性主義關注的兩個根本命題，一個是受傳統壓迫的女性，另外一個是女性的增能。這樣的說法也許過於簡化女性議題的複雜性，但全球市場的考量，某種程度的簡化正是該電影再現能夠遊走於不同文化之間，召喚觀眾對電影內容的想像與認同。李安的《臥虎藏龍》透過女性角色讓跨國的文化想像得以成形，藉此建立一種跨文化的武俠電影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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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描述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名城佛羅倫斯的社會生活。全文除前言和結語外，共分五部份︰第一部份描述目前佛城留下來的建築物和歷史遺跡。這部份有助於吾人暸解文藝復興時代佛羅倫斯的建築樣貌；不過，吾人要從這些建築物來懷想當時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況，則因歷史資料不足而有其困難。閱讀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文學作品，也只能帶給吾人一些零星、片斷的印象。馬索利諾（Masolino 1383-1440〔1447〕）曾為卡爾米內（S. Maria del Carmine）的聖彼得（St Peter）教堂畫了一些壁畫，其中描述了佛羅倫斯城街道的景象。第二部份探討十四世紀的詩人安東尼歐．浦奇（Antorio Pucci）對佛城的舊市場（Old Market）所做生活景象的描繪。這個市場是佛城最熱鬧、最擁擠的地區之一。在浦奇的詩歌中，吾人看到舊市場銷售各種不同的農產品和手工藝品，一大批混雜的人群在市場行走。第三部份描述佛羅倫斯周而復始的宗教慶典，這些慶典也為佛羅倫斯的居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印記。今天在基督教國家，大家都在星期天休息，以方便作禮拜，遇到聖誕節通常也有較長的假期；尤其是住在義大利的英美人士，他們知道有關佛城的宗教節日就更多了：其中包括聖．約瑟夫節（St. Joseph）、聖．彼得和保祿節（St. Peter and Paul）、聖靈懷胎節，或純潔受胎節（Immaculate Conception）、耶穌升天節（Ascension）和萬聖節（All Saints Day）等。第四部份從編年史、日記和官方文件中，說明十四世紀末佛羅倫斯民眾對社會危機所作的反應。一般來說，這些危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發自內部的社會動亂；一種是來自城外的敵軍入侵，以及自然災害，包括洪水、饑荒、和瘟疫等。第五部份勾勒佛羅倫斯的黑死病；比暴動帶來佛城更大傷害和損失的，是瘟疫；然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饑荒，也經常發生。每次天災發生的時間都不甚長，而且佛城政府通常都能未雨綢繆，事先會由城外進口糧食，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大大減低了災難帶來的損害。但是，傳染病依舊定期發生，從一三四○年開始，幾乎每十年就釀一次瘟疫。為使行文信而有徵，筆者使用編年史、日記和一些官方文件作為史事描述的佐證。希望本文對西洋中古史、義大利文化和通識教育有興趣的大專師生，以及一般讀者，均能提供跨時空、跨文化的對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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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是科技、經濟、職業、空間、文化，或者是以上所有因素的結合。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應用日益重要，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內涵越來越多元化與多樣化。其中，針對法律專業資訊素養教育的教材與課程極為缺乏。由於資訊科技發展速度愈快，新興法律議題愈來愈多，有通訊傳播、智慧財產權、電子商務、資訊內容、網路行為等。因此，相關的資訊法律教育是了解資訊社會和科技產業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知識，也是現代公民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我國大學校院開設的資訊素養課程以通識課程居多，教學型態已經朝向與數位學習結合的方向發展。本文敘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混成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教學策略，教授教育部通識課程數位教材「資訊法律」的教學心得，供全國通識教育教師未來教授本教材以及教育部製作數位教材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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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語言是促成課堂互動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工具，分析學習者（學生）與他人（同儕及老師）間的言談或環境（教室與文化）可以闡明課堂內的學習過程。本論文以會話分析（CA）做為質化分析根據來研究臺灣某大學英語會話課中所發生之言談。透過分析，我們希望能研究在L2課堂內，社會文化因素對教學與學習的影響，了解第二外語學習者與其教師間的互動，並檢視他們在課堂言談的互動中所反映出之華人社會文化的特質或價值觀。分析結果顯示老師必須有意識的抗拒“教師語言”（teacher talk），並清楚地掌握學生所帶來並置入學習環境中的社會文化規範。此外，應予以鼓勵的是以學生為主的溝通，例如課堂小組討論應予以鼓勵，而不是以教師為主、因循守舊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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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調查學生對協同共筆英語教學活動的感知探討，根據研究目的，四十四位大學生以方便取樣的方式自願參加了這項研究，進行問卷調查，分析協同共筆活動是否能夠對於英語學習產生積極經驗和看法。結果顯示，學生的滿意度相當高，且對於協同共筆的英語教學活動具有積極的看法。結果同時也顯示，學生們對於共筆的英語教學活動表達了積極的態度，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活動很有趣，易於使用和互動。結果亦發現，學生參與英語共筆教學活動使得他們願意投入更多學習語言的時間，學生表示他們能夠不受時空環境限制地將更多空閒時間用於協同共筆的專注學習上。總體而言，學生對協同共筆英語教學活動的熱愛能帶來有效的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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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學習信念（Beliefs）是指語言學習者在學習語言時所抱持的學習態度及想法。Horwitz（1987）的研究顯示學習者的學習信念會在多方面影響到學習成效，其中又以學習信念與教學方法的衝突尤為明顯。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非日語主修學習者的學習信念。希望以此為根基，作為日後改善課程內容及授課方法的依據。本研究參考Horwitz（1987）及其他先行研究的調查表後，製作包含「學習語言的能力」、「學習語言的本質」、「溝通策略」、「教學法與課堂活動」、「學習動機」、「教師的角色」六大領域的新調查表，並以本校學生為對象進行調查。調查時期為2009年6月，有效問卷為360份，是本校大學部學生總人數的1／10。經過分析後發現非日語主修學習者的學習信念有以下三個特性。一、態度正面，但有時過於樂觀。二、認為語言與文化需要一同學習，且重視反覆練習及正確度。三、學習上不依賴教師。今後除了將探討學習信念與教學的有效結合外，也會進一步的分析並確認非日語主修學習者的學習信念是否會因學習時數或主修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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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非日語系日語學習者而言，其在校學習的外在環境通常為大班制，其內在心理環境常因非其主修而容易放棄學習。教師除了在大班教學的策略和技巧上須精進之外，如何讓日語學習者在學習動機上轉念更是一大考驗。本論文以大同大學的日語教育為個案研究，探討該校與其他同級大學在日語教育上之同異性，其次依日語教育的投入面、過程面和結果面，分析瞭解理工色彩濃厚的大同大學日語教育的實際，最後歸納分析總結，提出可行的教學精進之建議。於投入面，分析課程、時數、和教員的投入。於過程面，分析依據核心能力所設定的課程設計和畢業門檻。於結果面，以該校各科系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的各級數做為檢驗教學成效的量化指標、以該校應用外語學系和事業經營學系通過前述JLPT試驗的技能面做為檢驗教學成效的質化指標。最後研究顯示，是否有學科畢業門檻的“外在動機”、是否運用分組討論等＂Psychologically Small＂的方式在大班教學上、是否有“自我效能感（Bandura, 1997）”促使學習者更向上學習的動力，這三項在本研究中被啟示為啟發非日語系日語教育正向學習成效的可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