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研究集刊/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臺灣翻譯學學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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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民初上海六本雜誌為研究對象，觀察雜誌譯者對於原文與譯文之應有關係的界定，從「不忠」變為「忠實」，並漸成規範的過程。運用描述翻譯學圖里（Gideon Toury）的「規範」概念（1995），通過分析雜誌的翻譯文本以及徵稿條例、譯序譯註等翻譯外文本（extratext），可見通俗雜誌的譯者在1910年代奉行一種承自晚清、面向譯文及讀者的「不忠」翻譯規範，新文化精英在其雜誌有「忠實」的嘗試，但為譯界抗拒；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又獲高等學府及教育部門推崇，其「忠實」理念漸成譯界規範，此時通俗雜誌譯者已意識到規範的轉變，並有意奉行，但「不忠」的實踐仍得延續；通俗雜誌譯者與清末翻譯傳統的傳承關係，亦由此加固。在新文化精英銳意變革的浪潮中，這一傳承的顯現，正可視為通俗雜誌文人的自我宣示。民初上海雜誌「忠實」翻譯規範的歷史重構，正可初展精英與通俗文人流派以雜誌為場域、以翻譯為焦點，相互競逐辯論的動態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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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西方學界對中國道家思想的研究已由《老》、《莊》哲學擴及魏晉玄學和道教經典的探索，而成書於魏晉的《列子》更以其眾多精彩豐富的寓言故事日益吸引西方讀者的矚目。廿世紀英國漢學家A. C. Graham所譯的The Book of Lieh-Tzu一書，是目前最完整、最具影響力的《列子》全書英譯本。然而在一些哲學關鍵字眼上，Graham《列子》譯本的注釋過於簡略，尚有值得探究之處。本文乃針對《列子》書中意義獨特的「誠」、「信」二字的翻譯問題進行考察與解讀。首先考察中國儒、道兩家使用「誠」、「信」二字的思路背景及其意義指涉的異同；其次則針對《列子》書中五段涉及「誠」、「信」概念的寓言及論述，探討A. C. Graham英譯本中的翻譯問題：一、〈湯問篇〉之「愚公移山」寓言論「帝感其誠」，二、〈黃帝篇〉之「商丘開之誠」寓言論「至信之誠」，三、〈力命篇〉論「信命、信理、信心、信性」，四、〈說符篇〉之「河梁丈人」寓言論「忠、信、誠身」，五、〈周穆王篇〉論「信覺」與「信夢」。此研究因觸及中西傳統思想、宗教和文化的區辨課題，故期盼能從反覆的檢視、比較析論中，呈顯「誠」、「信」概念在中西文化差距下所產生的不同理解並所衍生的新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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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光圖里（2001）、赫爾曼斯（2004）、提莫志克（1999）的翻譯理論概念，以及描述性翻譯研究的操縱與重寫觀點，探討白涅特的《小公子》在日本的翻譯傳播與譯者的譯介意圖對日本讀者的影響。由研究可知，若松賤子是以一種社會改革家的眼光看待英美家庭小說，積極利用了日語的特殊性，改變了譯語文本中的角色圖像，獲得影響日本讀者的譯介效果。翻譯場域也因而成為新文化的育生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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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國內大學部英文系的翻譯課仍偏重語言教學，其性質與功能幾乎與英文閱讀及作文課程無異，未能著眼於培養學生畢業之後實際從事翻譯工作之能力；除了教學重點僅止於加強學生的英語理解及表達能力，教材也大多與翻譯實務情境脫節，至為可惜。德國翻譯學者萊斯、弗米爾及諾德等人提倡的功能翻譯學派向來主張以翻譯之目的與功能做為翻譯實務及翻譯教學的指導方針。功能論之概念於近二十年來在世界各地逐漸興盛，筆者亦認為功能論恰可矯正及彌補國內大學部翻譯課的偏失與不足，但相關文獻多僅止於紙上談兵，少有實證研究。有鑑於此，筆者以功能論為教學內涵，以真實稿件為教材，實施於國內某私立大學英文系之某班30人的大四翻譯課，並以資料收集、測驗及訪談等方式進行質性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譯文品質明顯提升，對於翻譯的興趣也有顯著增長；處理翻譯稿件的思維和方式更趨近專業譯者；對於翻譯功能論概念之習得與應用也頗有成效。學生認為真實稿件有助於他們認真看待翻譯，而功能論概念則有助於掌握翻譯之對象、目的、文類及時空條件。本文也基於教學實施的結果，就文本分類、翻譯綱要、翻譯問題分類等功能論概念提出修改建議，以更適合於國內大學翻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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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譯自雨果《悲慘世界》的中譯本有二個版本：一為在報上連載的《慘社會》（1903），一為隔年發行的單行本《慘世界》（1904），後者最後完結的三餘章是前者所沒有的，此三餘章的譯者為何，向來爭議不斷，有主張為蘇曼殊所譯，也有認為是陳獨秀完成的。為解決此一爭議，本文從蘇、陳二人不同的語言背景以及翻譯所需的語言能力為判斷依據：如能得知此三餘章翻譯時所採取的語言底本為何，則其譯者即可斷定。為了追溯此中譯的語言底本，本文進行跨語言、跨文本的比較，將中譯本與可能的日文、英文、法文版本交叉比對，釐清彼此傳承關係，確定中譯本是譯自英文，很可能是威爾伯（Charles E. Wilbour）的版本。由於陳獨秀在1904年時的英文程度並無法從英文翻譯《悲慘世界》，加上本研究結果與本人先前研究《慘社會》底本的結果完全一致，故可確定《慘世界》最後三餘章為蘇曼殊所譯，亦即《慘社會》與《慘世界》的譯者皆為蘇曼殊，陳獨秀的角色只是編輯潤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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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最具影響力的西班牙經典文學作品《堂吉訶德》（DonQuijote）之中文譯本，分析塞萬提斯•薩維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這部小說在臺灣的形象、接受、翻譯和傳播過程。本論文檢視傅東華，楊絳和董燕生中譯本以分析比較不同譯本間的相似之處，更針對其差異進行評估。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並未有直接且完整的《堂吉訶德》（Don Quijote）譯本，目前在臺灣發行的《堂吉訶德》（Don Quijote）中譯本實際上皆是大陸譯本。此點亦會在論文中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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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 1927-）《我的世紀》（Mein Jahrhundert）中譯本的第一版與第二版的譯文為例檢視譯文，解析其中的問題並以萊斯（Katharina Reiss）、奈達（Eugene A. Nida）、劉宓慶與周兆祥等人對文學作品翻譯實務的論述，嘗試進行重譯，並探討文學文本翻譯的實務面向。鈞特‧葛拉斯自一九五九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錫鼓》（Die Blechtrommel）起即備受矚目，早期作品以詩文、戲劇、短篇故事集為主，年少時立志以雕塑與素描藝術為職志，各文學作品中屢有其藝術創作，為半世紀以來享譽國際文壇具文學、雕塑、繪畫三重天分的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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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教育部2006年新設立本科翻譯專業以來，內地本科翻譯教學發展迅速，但是也面臨外部危機和內在困境。本文從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翻譯專業六年改革實踐出發，梳理西方人文教育的歷史發展，借鑒我國英語專業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探討在功利化、工具化外語教學大環境下，如何通過宣導人文教育理念，在課程設置、教學方式、教學內容、校園文化建設以及師資建設等五個方面，切實提升本科翻譯教育高端人才培養的專業品質。作者提出要用人文教育豐富翻譯教學的內涵，以翻譯教學承載人文教育，在本科階段以翻譯的全人教育替代短視的翻譯職業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