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企圖透過台北市青田街的日式宿舍保存運動討論當前台灣古蹟保存制度與古蹟保存運動的關係。 因為公有眷舍回收拍賣政策以及居民不當砍樹產生的環境危機感，引發了台北市青田街的自我環璄教育者化身為古蹟保存運動者。運動者一方面積極參與公部門主導的古蹟指定過程；另一方面進行文史工作生產了青田街日式宿舍的保存論述，進而凝聚了社區的認同。 然而隨著運動成員的不斷變動和知識的累積，運動者的保存論述也隨之改變，出現了保守的歷史論述。面對欠缺殖民歷史反省的論述，公部門文化局由積極被動的管理者化身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而規劃專業者則在保存運動過程中企圖形塑決定的過程公共性，但卻未對保守歷史論述提出挑戰。 透過對社會作用者的社會關係、行動、論述及其結果的分析；以及殖民現代性和古蹟制度作為工具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保守歷史論述的出現和未被挑戰比較不是分析性假說中所提出的古蹟保存作為工具的問題，應該以負面的「非意圖效果」定義較為恰當。這個非意圖效果的原因主要是「古蹟制度的挶限」和「公共性的不足」。除了「保守歷史論述」，這些挶限還造成「空間實踐層次的無法整開」和「社會關係的複制」等問題。 回到運動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因為青田街的運動透過現有的制度和社會關係改變了文化認同與挑戰了集體消費，轉化了「古蹟制度的挶限」；但是在政治自主上因為社會關係被複制，運動者因而不算積極意義的有主體性的市民，延續了「公共性的不足」。 古蹟保存是一種空間的社會生產，這種空間的社會生產是以市民為主體透過實踐來生產古蹟。關鍵不只在於價值的建構與價值的多元；而是透過行動、實踐，這些多元價值如何被建立、溝通，然後被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