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試圖說明傳統中國的「文」和西方近代「文學」是不盡相同的兩種概念，「文」雖然有其等同於文學寫作的部分，但絕非全部。「文」由中國自身的文化土壤所蘊含而出，體現著古人對世界觀和宇宙觀，也包含著對人間秩序的理想與規劃。「文」反映著中國整體性的思維方式，天文和人文相通，道與文相契，世上的萬事萬物皆是一體渾成，按著道的規律運行。「文」寫作時的種種要求，最終的目的便是要讓文章相合於陰陽生成之道，文道之間涵容互攝，形成一種化生的和諧。在很大的意義上，「文」與天地之道的相通貫，成為了傳統文人對文章書寫時的共同預設之一，所不同者僅在程度的多寡，以及形式與進路上的區隔。吳汝綸及其所代表的桐城派思想，無疑中國諸多文派中，最能顯示這種觀點的一脈。這種與道相符，天文與人文相合的思路，使得「文」得以轉化現世種種規劃和理想的源頭。在傳統中國宇宙秩序和人間秩序從未是截然二分、對立的狀態，古人所追求的是以統攝宇宙和人間「一以貫之」的大道，中國士人心中從來沒有完全形上，與現實全然無涉的抽象理論。「文」落實於現世，則變成了一種對社會風俗與文化的講求，以教化作為經世最重要的方法，以人才的培養作為改造政治最根本的手段，循序漸進，達成「修齊治平」、「內聖外王」的理想社會。這樣的想法，反映在吳汝綸一生對教育事業的關注，教育成為吳汝綸因應現世劇變最具體的方式。 在吳汝綸所身處的晚清，面對來自西方龐大的壓力，時代的氣氛，突顯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另一項特質——「變」，桐城一脈「變而後大」的傳統，以及來曾李幕中所培養出的眼界，在在讓吳汝綸成為一個開通的改革者，而隨著對西學深入的理解，吳汝綸的「變」也各不相同。從最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式的接納，到欲合中西至高學術為一體的理想，乃至從實務面認為中西當分立的主張，宛如經歷了「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心路歷程，一定程度了表現近現知識份子在接受西學時的共相，無論在梁啟超或嚴復等人的手上，我們都可以看從擁抱西學，到認為中西分立的情形。如果只把吳汝綸最後階段的轉向，視為保守的倒縮，無疑窄化了其思考的複雜，以及吳汝綸思索中西的深入。所謂「變」，從來就不等同於對傳統的放棄由中學變西學，盡棄傳統一方面不可能，一方面潛藏著亡國滅種的危險。無論任何一階段吳汝綸對「變」的想法，都是要讓傳統中學能在西學的壓力下，找到調適之道，中學永遠是其思考的根本，這也是他訪日，不斷地與日本漢學家對話，所欲尋求的解答。在實務的考察與一次次的交談中，吳汝綸覓得對傳統的自信，回歸到「文」之上，認為它終有影響、彌補西方哲學的一天。 吳汝綸對「文」的獨特思維，在晚清仍有很大的影響與延續，無論同輩的薛福成、黎庶昌、張裕釗，或者作為弟子輩的馬其昶、賀濤等，以及師友交誼的嚴復、林紓我們都可以看到古文的傳承。即便站在桐城文派對立面的梁啟超、五四新文化時期的新派知識份子，在思維模式上，都或深或淺的繼承，傳統「文」的特性，名為「文學」的各種主張，往往最終關切都不僅是「文學」的主體性而已。然而，如同蔡元培替《文變》一書所做的序言指出的：「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不變也，而見道之識，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則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譬之於人，自少而壯，其服食，其語言，其執業，無不隨之而變也。」 正因為傳統的「文」是整體性的觀照，和傳統思想和社會的運作緊密相連，一點一滴的更動，最終都會帶來全面的解體，更遑論近現代翻天覆地的劇烈變化，蔡元培文章寫於一九○二年，對照後來的發展，猶如一則預言，在「其服食，其語言，其執業」全面性的變化之後，吳汝綸和桐城派的文論失去了立足的土壤。最重要的，是蔡文所未明言的，這樣變化的最後，連「道」本身也面臨了動搖。這對傳統的「文」無疑是最致命的一擊，即便轉換成隱晦的方式繼續發揮著作用，但在某種意義仍是一種消逝。當中國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的同時，古代的「文」也漸次被西方近代的文學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