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大義》五卷,為隋蕭吉所撰,成書未久即已亡佚,而僅見錄於《宋史‧藝文志》中。千餘載後之清嘉慶年間,此書忽又從日本流入中國,學者始知其書引用中國亡佚之古籍百餘種,其中緯書有八種、二十四篇、一一二條,對於後世讖緯之輯佚與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 但是,《大義》迭經傳鈔,字句輒有漏敓、改易,其中讖緯佚文,清初趙在翰於嘉慶間輯入《七緯》中,字句詳略即多與唐、宋所見佚文不同。再者,趙氏並不了解《大義》與讖緯的行文體例,所以在句讀之際多所臆解。近年來,學者中村璋八與劉國忠都對《大義》作了許多專門研究,然而有關讖緯佚文的探討,仍不免斷句上的差慝。 例如《大義‧論諸官》引《合誠圖》「故內列倍衛、閣道、郎位、扶匡、天子之類,八十一星,以為元士」,參考讖文上句「故有攝提、少微、司空、執法、五諸侯,其星二十七,以為大夫」,句式相同,則此處所言「倍衛」至「天子」應該也是五種星名。從古星圖看,閣道在奎宿北、郎位在太微垣北、扶匡在女宿北。 《七緯》收錄此條,誤將「郎位」寫作「即位」,後世緯書輯本循之不改,如安居本《春秋合誠圖》就作:「九九八十一、故內列倍衛、閣道即位、扶匡天子之類、八十一星、以為元士」;河北人民出版社據安居本標點重排,於星名反而不作句讀:「九九八十一,故內列倍衛閣道即位扶匡天子之類八十一星,以為元士」。這些輯錄,使得原本不難理解的文句,變得深奧怪異。再者,中村璋八校註《五行大義》,於此句作「九九八十一、故內列倍衛、閣道即位、扶匡天子之類、八十一星以為元士」,「即位」之誤未改,又視「扶匡」為動詞,句意遂無法詮解;劉國忠循之,惟改「即位」為「郎位」。 從這些不正確的解讀情況來看,可知《五行大義》引用讖文原本明易,但是輾轉傳鈔致誤,學者又未能了解讖緯真義,所以無法作正確的判讀,對於《大義》所引的讖緯,未能呈顯其真正的文獻價值,這一點有待我們作具體的澄清。因有是文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