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擬從近期(2000.07-2001.12)陳映真與陳芳明在《聯合文學》有關「台灣文學史」論戰的篇章為例,延伸探討晚近書寫/建構「台灣文學史」的各式樣貌與文化心理,也嘗試回應九○年代以來有關「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勃興,如何透過學科規範的形成影響「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而它又是如何反映現階段台灣內部的認同意識。我希望重新討論「台灣文學史」相關歷史範疇的轉變,正如同檢證意識形態的發展史,它也會是反思文學生產的重要認知。當歷史敘事不斷牽引詭譎的想像,我們如何可能建立(解消)理解(誤識)「台灣文學史」的框架與課題?在投注與懷疑之間,我們又將如何跨越主體論的虛構與遮蔽呢?由於,雙陳的論述不免落入「一個『台灣』各自表述」的分歧與對立,本文將分別針對下列相關課題:歷史分期說、方法學的檢證、(後)現代主義寫入「台灣文學史」的問題,以及現代性與「台灣文學史」試圖呈現此次文學史論戰的矛盾與歧難之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