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鶴的小說《餘生》採取田野調查、旅遊札記、民族誌研究的形式,卻又混雜(後)現代主義敘述風格,本文第一部分先將它的主題與手法放在台灣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和原住民文學的脈絡加以檢視。然而《餘生》的核心乃是辯證小說。誠如舞鶴在後記中所言,本書融三事於一爐:一是探究霧社事件的適切性兼及第二次霧社事件,二是鄰居姑娘的追尋之行,三是在部落走訪所見的餘生;因「三者的內涵都在『餘生』的同時性內」。簡單說,本書試圖從質疑霧社事件出發,重新啟動對泰雅的歷史記憶,辯證在政經壓迫及同化浪潮下的浩劫餘生者是否仍有復振的可能。敘述者的漢人位置及部落內部的複雜性倍增此辯證的緊張和衝突性。姑娘的追尋之行深具回歸原鄉的象徵意義,而敘述者也有其個人的原鄉追尋。除了姑娘以外,書中幾位重要女性還包括姑娘的表妹、莫那魯道之女馬紅、貨櫃箱女尼、美國畫家歐姬芙。本文第二、三部分探討書中歷史記憶、女人與原鄉追尋的關係,從而檢視其辯證所揭示的問題及可能的復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