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佛教叢林,面臨天崩地解的世界秩序,佛門在建構節義論述之時,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處理儒家的位置。其實,不論儒釋一致或言儒佛異同(若為霖道霈),都說明了佛教的治世倫理中必須適當處理儒家倫理的地位。從聖王論述開始,到宋代大慧宗杲「菩提心即忠義心」、清初覺浪道盛「大冶紅爐禪」、黃檗宗的夢戲論述,乃至於晚清「僧伽護國」、「佛教護國論」還有各地的「革命僧侶」佛教的世俗倫理自有源遠流長的系譜。明清之際,佛家在構築節義論述時,或引進華嚴「一真法界」的說法,或援引大乘般若空觀的夢喻。旨在調伏生死,化轉憂懼。覺浪道盛「大冶紅爐禪」對於生死與現實脈絡兩者的關係有極為精巧的處理,而黃檗宗則透過遊戲生死的方式,參破世事虛幻,成就忠義孝友的風骨。另一方面,還有另外一種聲音,強調悲心弘願才是貫通儒佛的宗旨所在,看穿政治修辭的虛假與詭辯。一本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精神,救人濟世的情懷超越種族、國家、階層,以永覺元賢為代表。本文以覺浪道盛、隱元隆琦、永覺元賢等閩地高僧之節義觀為例,重新思考福建佛教的忠義觀的特色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