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灣的新式運動史探究，與日治時期的殖民史絕對有無法割裂的牽連；就如同英帝國的前領地與殖民帝國，會被板球（Cricket）、足球（Football）等英式運動輸入一般，成為被輸入者「被」現代性或「被」文明化的管道。而參與運動的集體經驗，也往往在日漸熟練的身體經驗與記憶的成型過程中，轉化為受壓迫者的建立自我認同與向心意識的載體。但是在台灣的文化史研究當中，卻無法直接使用殖民現代性或文明化的方法論來討論台灣人所接受的殖民遺緒。一方面因為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跨距不過五十年，比之老牌殖民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影響，日本對於台灣的影響尚未能夠深入台灣人的社會當中。另一方面，日本人在所謂「師法西化」的過程當中，就已緊跟在所謂的現代性梯隊當中，西式的價值與語彙也深入各個領域。再者，日治時期之後，台灣經歷了國民政府刻意利用棒球運動建構國族認同的時期，因此進行口述訪談工作時，受訪者常會忽略或刻意省略與遺忘來自日治時代開始的連續性（Continuity）影響，甚至產生記憶的時空錯置等問題。在研究台灣棒球史的演進軌跡時，這樣的巨大障礙是無法不正面面對的。有關台灣棒球史的資料整理與田野工作的進行，大部分都是由文史工作者、運動社會學學者及媒體工作者所主導。而本書的作者謝仕淵，是台灣棒球發展過程此一研究領域中少數歷史學門出身的學者，因此註定本書在本土運動史研究中特殊的代表性。而日前電影《KANO》的上映，引起社會大眾對有關日治時期相關史實再詮釋的個案重新討論，是故特此以評介本書之結構與價值作為切入點，來探索未來台灣棒球歷史書寫的可能性與心態上的調適困難，並嘗試與史學界的同志分享。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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