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存在與時間》（一九二七年春初版），《新唯識論》（一九二三－一九三二）在不同地域、幾乎同時醞釀成熟形而上學之本體論問題：如海氏說由於存在之被遺忘，使得人無家可歸；熊氏則說若不能識取宇宙實性本體，則人生將墮落而失去根蒂，飄如陌上塵。海氏主張存在之可能性高於現實性，熊氏則倡宇宙本體「備萬理、具萬德而含有無限的可能性」。他們的思惟模式又是如此之接近，以致胡塞爾暗中批評海德格爾的思維近乎東方神秘主義的「經驗的人類學的文明類型」。然而，兩者的進路：海氏由用即體，熊氏由體即用。中華文明歷兩千而血脈不斷、生命常新（實是形而上學大用之體現），通過比較，其奧秘想必會頓然朗現於心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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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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