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行禪師碑〉作為薛稷書跡的真確性與其背後的唐代政治、佛教及書法史

〈信行禪師碑〉被公認為「初唐四家」中薛稷（649-713）書法的基準作品。雖然原碑早已不存，但現存拓本中的印鑑、歷史文獻中的記載、以及作品風格符合唐代文獻中「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的說法，都為這件作品作為薛稷書跡提供了看似牢不可破的證據。然而，整條證據鏈缺少從唐代到北宋的記錄，也就是石碑的歷史。而且〈信行禪師碑〉文本本身也有值得進一步推敲的地方，包括撰文與立碑之間存在十餘年的時間差，以及文本內容有些離題。更重要的是，〈信行禪師碑〉的書法風格與原碑尚存、因而毫無疑問的〈昇仙太子碑〉和新近發現的〈房先忠墓誌〉中的薛稷書跡大相徑庭。本文旨在重建這塊碑在唐代的歷史，釐清上述諸多問題，並且重新討論〈信行禪師碑〉作為薛稷書跡的真確性。本文考察的時間段主要集中在唐代從武周朝（690-705）結束到玄宗朝（712-756）開始這段短暫而動蕩的政權轉換時期（705-713）。〈信行禪師碑〉在神龍二年（706）的立碑，是在中宗（705-710在位）大力崇佛的背景下，李唐剛剛復國、武周朝針對三階教的禁斷告一段落的時機點上，三階教利用在反武運動中犧牲的李唐皇室成員越王李貞（627-688）反武英雄的身份，以及朝廷高官兼書法家薛稷的顯赫地位，來為自己進行宣教的一次精心策劃。對這塊碑而言，李貞的身份比文本的即時和切題來得更為重要，這解釋了撰文與立碑之間的時間差以及文不對題兩個問題。然而不幸的是，中宗朝結束後，政治局勢的快速變化讓薛稷從朝中顯貴淪為亂臣賊子、玄宗朝針對三階教發佈了比以往更為嚴厲的禁斷、再加上這塊碑的巨大體量以及位於長安城市區，這些因素都決定了這塊碑很可能在玄宗朝就已經被毀。本文繼而論證，「會昌法難」後，三階教在其總本山化度寺的重建工程中重立了這塊碑。薛稷書風的具體面貌在此時就已經變得模糊不清，而且「買褚得薛」的記載其實是九世紀的傳說而非八世紀的事實。此時的三階教因循著這一說法，將褚遂良書跡直接套用在新碑上，當成是薛書。因此，「買褚得薛」並不是這件作品作為薛稷真跡的證據；恰恰相反，這個說法是這件作品得以出現的原因。這解釋了〈信行禪師碑〉書風與〈昇仙太子碑〉和〈房先忠墓誌〉中薛書的極大差異，以及和褚書的極度相似。因此，〈信行禪師碑〉很可能是一件「假碑真拓」，它不能被當作是薛稷書法的基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