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教學理自東漢末年傳譯開始，歷經約六百年的翻譯、講授，中國人對佛教學理的認知及掌握逐漸產生了歧異，因對經典的認知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方式，並而有了宗派的產生，前後計有成實宗、三論宗、地論、攝論、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律宗、禪宗等，在約六百年間根據相同的經典卻有不同的解釋，並進而產生了這麼多不同的宗派，無寧是一件頗饒深思的事，這其間的關鍵為何呢？佛教教理的差異概略分之，或分為顯密二教，或分空有二宗，或分大小二乘，大乘中又可粗分為般若、如來藏、唯識等係統，各論師所依攝的經典不同，致所詮釋的理念也大異其趣，例如六朝時對『般若』這一概念就有五家以上不同的解釋，『佛性』一詞的定義就約有十三家的意見，對於『淨土』的討論更不用說了。對於這些觀念感到困惑的當首推廬山慧遠法師，曾致書鳩摩羅什法師商討疑義，其後隋慧遠法師著【大乘義章】，對於佛學中有疑的提出來討論，並重新加以解說，這些問題總數達二百多題以上，由這些問題便可得知隋唐之時佛教界中經典解釋紛歧之激烈。在這種情況之下，隋唐的佛學大師便亟思加以整合大小乘經典中解釋之異，這種整合的情況絕非單一狀況，而是通貫所有隋唐間的佛學宗派，連後來的禪宗也加入這一行列，這整合運動即是『判教』，所以透過『判教』遣一課題的探討，對於隋唐佛學如何由紛爭漸趨統一，並發展為教、禪之爭合，實有一決定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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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料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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