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起,國民政府提出「邊疆教育」並開始關注邊地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但直至1930年代中後期,隨着抗日戰爭的推進和西南地區戰略地位的上升,西南地區的邊疆教育才得到重視。抗戰背景下的邊疆教育具有啟發民智和抗戰動員的雙重意義。本文以西雙版納省立車里小學和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為代表,通過討論1935至1945年間新式學校的建立及推廣過程,探析國家權力在推廣新式教育的過程中,與西雙版納社會原有文化網絡中的佛寺體系、傣泐政權以及廣大民眾所發生的互動。國家通過與佛寺體系的和解,將佛寺的教育功能剝離出來;通過將傣泐政權核心成員納入新式教育的推廣體系,分化了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共享利益;通過組織學校師生進行抗戰動員宣傳和漢語普及,啟發了民眾的國家意識。代表國家文化的漢語、現代知識和國家意識開始滲透到傳統的文化網絡中,為國民政府在西雙版納權力合法性的構建提供了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