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唐書．韓愈傳》排佛事例的史學意義考辨

隋唐佛教，極盛一時，惟君臣之中屢有崇佛與排佛之事例。唐人之排佛，尤以初唐傅奕、盛唐狄仁傑、姚崇、中唐韓愈、晚唐蕭倣、李蔚諸人為最，歷代史書佛典皆有詳細記載。五代政權多排抑佛教，至後周世宗復有廢天下佛寺之舉；趙宋立國，諸帝多為崇佛護法之君，扶持佛教遠超前代。在兩《唐書》紀傳之載述，史臣對佛教多持批評之態度，《舊唐書》所立僧人傳記亦未能反映唐代佛教之盛況；《新唐書》則盡刪僧人傳記，對釋家事迹亦多刪削，此與朝廷崇佛立場頗為異趣。唐憲宗朝君臣迎佛骨，韓愈凜然極諫而幾遭處死，後雖得免，亦流貶潮州。韓愈的排佛觀點，實始傅奕之說，其事雖震動人情而未及佛理，但對後世卻有深意影響。兩《唐書．韓愈傳》皆全文載錄《論佛骨表》，頗見鄭重其事。本文試以兩《唐書．韓愈傳》排佛事例為切入點，對比觀照五代排佛與北宋崇佛的不同政治環境與文化氛圍，具體辨析韓愈奏疏的史料價值，以及史臣甄選史料的考量因素、史學意義與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