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研究東亞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之辯論脈絡。東亞經濟在二次戰後逐步獲得發展,新古典經濟學與發展型國家理論競相詮釋其成功的因素,隱約形成兩個理論典範競爭的格局。在經濟發展上,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乃是自由市場的運作,國家角色乃是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而發展型國家理論則認同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貢獻(pro-action state)。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典範的競爭直接轉變為激烈的辯論,至今尚未產生共識或結論。由於這場辯論的核心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策略與理路,此一議題的整體圖像在地理上涵蓋全球的發展中國家,在理論上跨越政治學、經濟學,甚或涉及社會學的關懷。本論文聚焦於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以此區域的長期發展脈絡嵌入理論的爭辯,釐清實證上與理論上的演變。藉此檢視相關典範的理論價值與適用性、國家角色的變遷、新發展(development)典範之形成等重大新興議題。在東亞的辯論趨於沉澱之際,新古典經濟學與發展型國家理論又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經驗上找到新戰場,開展出議題更廣泛複雜的辯論。新的辯論與理論演變將繼承長久以來辯論的脈絡,在偏向國家與偏向市場的兩端來回擺盪,體現經濟發展關懷的理論角力,而新發展思維的蘊釀,也在其中不斷被激發,試圖在理論的範疇中,尋求改善人類經濟生活的實踐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