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是想藉由十九世北臺墾隘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三個主要的變數，即國家的力量、漢人的拓殖行動、原住民的抵抗強弱，來討論這三個變數對地域社會的影響。本文注意的重點特別在一八七○年代，清廷宣示開山撫番，積極地將國家力量的觸角深入到原本被封禁的邊區，而這股趨勢，直到劉銘傳開山撫番時達到最高峰。使得上述三者的關係產生不同於以往的複雜變動。然而要說明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葉複雜變動，筆者認為，選定一個區域作研究，觀察當地墾隘的運作、地權的分配、族群的關係，有助於了解十九世紀下半葉，清廷欲積極收編臺灣邊區社會所造成的變動。因此筆者選定苗栗大湖地區作為研究對象，在日治時期舉行土地調查事業之前，大湖地區有兩股重要的漢人勢力，一為金和成吳定新家族，一為以黃南球為主的廣泰成墾號的勢力。金和成墾號於咸豐十一年（1861）成立；廣泰成則是在劉銘傳裁隘（光緒十二年）之後所設立的新墾隘。透過對這兩個墾隘的研究，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或許可以讓我們對墾隘的性質以及清廷積極介入邊區後，如何地整編當地桀驁不馴的社會，能夠有初步的了解。因此選擇以大湖作為研究區域。 在章節安排上，可依時段分為三個討論的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研究的時段主要放在同治十三年，清廷開山撫番前，北臺墾隘的形成與發展，以及金和成吳定新家族入墾大湖的經過與地權的分配、以及各部落的泰雅族、鄰近漢人墾隘、國家的之間的多角關係，藉此希望能夠描繪出北臺墾隘的圖像。第二部份的重點是描述清廷開山撫番後，為了要掌握邊區利源分配，向墾隘採取整編到裁撤的一系列行動，對邊區社會的影響及其肆應，這個部份安排在第三章內作說明。第三部份的重點在於劉銘傳裁撤竹、苗一帶墾隘之後，卻因為沿山地區的墾務不彰，加上財政的壓力，急欲將土地開闢完成，以便陞科納供，只好交由撫墾局「變通成法」，鳩集黃南球、姜紹基等具有隘防經驗及資財的人，合股組成廣泰成，圈佔大範圍已墾、未墾的土地，並且與當地的吳家發生衝突的過程。 透過這樣的研究，我們發現國家與墾隘的互動關係，立基於山區資源分配上，由此發展出複雜的合作與衝突關係，這正是本文想呈現的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邊區社會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