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政經分析為研究架構,依循著歷史結構和時存脈絡去探究台灣通傳產業監管政策變革之因,以及國家機關角色定位之變化;在本研究中,將整個通傳監管政策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嚴格控制時期、解除管制時期與再管制時期。 嚴格控制時期中,國家機關將電信與傳播媒體產業視為汲取資源、掌控資訊與維繫政權的一項工具,因此藉由獨占經營與嚴格法規來對電信與傳播媒體產業進行嚴格掌控。 解除管制時期,國家機關面臨了政治的民主化與自由化,以及經濟的自由化與全球化,使得國家機關必須對通傳產業進行法規的鬆綁與管制之解除,也因此使得通傳市場出現市場化的競爭,以及更加多元的選擇。 再管制時期,2000年的政黨輪替,再加上數位匯流科技的出現,使得國家機關不得不進行監管政策的再管制,修訂相關法規以及成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以因應數位匯流,使國家機關能更為有效率的對通傳產業進行管理。 在一連串的變革中本研究發現,通傳產業監管政策之變革,是受到整體政經結構所影響的,如解除戒嚴、科技進步、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等,再再都影響著國家機關與通傳產業之關係,也影響了監管政策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