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擅於寫情,源自於複雜的家世感與離散經驗。他的創作觀點重視人物情感反應勝於情節,希望透過人物引起讀者喜歡或不喜歡的共鳴,至廿世紀末金庸則希望讀者不只談喜好,還要做個好人、有益於社會國家。文學與政治,一如金庸的小說與社評,向來具有指點江山的懷抱,只不過在小說中以離奇抵抗寫實、教條,寄託金庸對中國千年來政局、人性的觀察與期許,而社評則是貼緊時局、針貶當代中國政治。《天龍八部》的離奇書寫遠承唐傳奇、近接明清章回,人物性格與情節雖然離奇盡致卻不失本真,所謂「真」包含了文化、歷史、思想的傳統真實性,以及人物性格的藝術真實。其結構稍鬆散,源自於武俠文類的俠客行遊以及故事集綴,但是藉由迭用人物形象、兄弟結義、詩詞回目、茶花詩填空等抒情手段,將原本鬆散的情節相互照應串接。並且,這些抒情手段成為一種閱讀渠道,不僅藉人物復活中國詩性精神,且引領不同世代、階層的讀者,形成一種精神聯合體,抵抗時代的黑暗。作品形式與作家情懷相連動,因而成為一種「姿態」。「離奇」並非單純指向人物性格與情節的「敘述」層面,就「抒情性」而言,它同時傳達人物哀感;「鬆散」也不獨為「敘述」形式,而隱含著作家對群體關懷的「抒情」目光。因此,「離奇與鬆散」是同時兩涉於抒情與敘述,才能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