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島都」臺北意象與「近代化」論述

在一般的印象中，「島都」是日治時期用以指稱臺北的詞彙。就此詞彙本身，可以說同時呈現了①日本帝國內部「內地→殖民地」、②臺灣島內「各地域→殖民地首都」的兩種視線與空間感，並且同時具有「位於邊緣的文明中心」的語感。本文旨在透過分析日治時期報刊雜誌中出現的「島都」意象，如何呈現、反映時人對於「近代」的看法。最初約在1910年代前半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出現的「島都」，於1915年以後開始專門指涉作為殖民地臺灣首都的臺北，具體的地理範圍大約是臺北三市街，然尚未有具體的特徵或條件。進入1920年代以後，伴隨日本中央對殖民地統治方針轉向內地延長主義，「島都」作為帝國空間下殖民地首都的位置，這樣的語感與象徵意義，開始逐漸增強。由日本內地看向殖民地「島都」的視角，在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及其後的帝都復興後受到影響。對比於領臺初期，來自內地的記者對淡水、臺北正負印象交雜的記述，以及1930年代的《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一系列對於「未完成的島都」的議論與批評，顯示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於「近代」的認識也不斷改變。在臺灣內部，《臺灣日日新報》自1920年代後半開始出現許多以「島都」作為批判當時臺北社會問題關鍵字的報導或投書，其中一方面有指出事實問題之處，一方面亦不乏對於本島人市街──特別是大稻埕──市民素養或衛生狀態的批評。而從內臺的報導比較中，也看得出同時代的人對於，對於「近代都市」所應具備的條件有相似的價值判斷標準。相對於內地人的視角，對抗統治當局色彩濃厚的《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民報》新知識份子、與統治者關係良好的黃逢時與黃純青父子，以及具有東京生活經驗的女性黃廖桂秋，分別在社會問題、大稻埕迎城隍傳統、「黑貓」與「黑狗」等類似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整體而言都是將「島都」一詞，指設向「一島之都」的意義，並以此作為論述的邏輯。本文指出，在日本帝國下「一島之都」的空間感，以及「島都」作為「全島之首都」、「最為進步的都市」這樣的意象，共同存在於在在臺內地人、在日本國內的內地人，或是臺灣知識份子的論述中。「島都」一詞反映了內地人、在臺內地人與臺灣知識份子各自對於「近代」的認識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