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與《淮南子》,雖然同樣是成於眾人之手、廣采群書諸說、融合諸子思想於一爐的著作,但是,因為身處不同的時代環境、上承不同的思想淵源與發展,使二書在吸收融合諸子思想之時,不僅切入點不同,對諸子百家的看法也不同。 先秦諸子思想的發展,在戰國末期已有融合的趨勢,由於《呂氏春秋》的成書方式,使先秦諸子思想的發展,由表面上的互相爭鳴而產生的無意識的融合,轉變為有意識的融合各種思想。但是,也因為《呂氏春秋》是經由外在的成書方式使各種不同的思想可以並存在一起,產生了《呂氏春秋》所融合的思想只是外在形式上的融合的疑慮與爭論,而沒有在全書的思想邏輯脈絡中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中心思想。《淮南子》的情形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二書所處的時代,是戰國末期面對諸子爭鳴而展開的思想統一、融合趨勢,並且直到漢武帝正式將五經確立為官學,使思想的發展由子學範疇轉向經學範疇。西漢前期的思想發展,不僅持續著戰國末期以來的思想融合趨勢,由於秦帝國二世而亡,引發漢初之人十分重視歷史經驗的教訓與反省,一則使漢初之人重新定位對先秦諸子思想的認知與運用,二則重新整理亡佚的古代典籍與歷史文獻,經學的發展逐漸不容忽視。在這樣的思想環境之中,《淮南子》融合各種思想過程中所採取的態度、方法與標準,更形複雜。 因此,本文藉由探討二書對諸子思想的態度與看法,進而討論二書去取諸子思想的方法與標準,一方面希望有助於釐清擷取各種思想而成書的《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的思想脈絡;另一方面則企圖藉由比較二書在融合諸子思想上的差異,一窺戰國末期至西漢中期思想發展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