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討論師生關係上的難題-體罰,在禁止體罰的法令面前,贊成與反對體罰的爭論不休,教師們在課堂內日常作為上的困境依舊。一九八0年代興起的諸多教改團體中,以關注學生權益的人本反體罰運動與關注教師權益的教師工會運動最為重要,但兩運動的體罰論述卻存在著歧見。 依著上述脈絡,本文將開展三個相關討論:一、體罰在法令與教育現場間的落差是如何形成?二、教師工會運動與人本反體罰運動的體罰論述各有何貢獻與不足?三、如何理解體罰此難題? 一九八0年代以前的體罰論述,由於威權體制的關係,關於體罰的討論未能全面展開,關注「學校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法令與文化的歷史脈絡」的體罰論述並不多,以嚴禁體罰論與適度體罰論為主。 筆者以「未來派」來形容人本的體罰論述,首先,其反體罰的論述架構,由教育正常化轉為「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的過程中,體罰由現象逐漸提升為論述架構本身,太快繞過教育現場的困境,把矛頭指向教師群體,未能協同教師群體成為教改同盟。其次,反對體罰的方法由民間啟蒙轉為推動立法,忽略文化傳統的影響以及教師群體的歷史處境。 另一方面,筆者以「過去派」來形容教師工會的體罰論述,教師工會運動雖歷經組織上的斷裂(從教權會到教師會),但在體罰議題上則一貫主張管教權。但教師工會僅從法令、教育資源等面向來談體罰,未能反省威權文化的積習,讓論述往「如何運用非威權的方式維持權威」的方向開展。 筆者以「情境中的覺醒」此概念,作為理解體罰的第三種路數,首先指出需接納體罰臨界點上的種種情緒感受,才能逐步面向臨界點,以及孕育此臨界點的種種情境。其次,培養言行一致地面對師生關係的精神,面對師生間權力關係、面對自己與學生的難題,讓自己在當下能夠撐起來,在問題發生的當下,能覺察自己與學生的狀態,並以此做出抉擇與行動,讓事態朝教育的方向推進。 批判教育學給筆者的啟發,在於以「主體狀態」在「情境中的覺醒」的思考脈絡為主,關切潛藏在界限處境之外尚未被開啟的現實樣貌,而這種語言,便是批判教育學強調的「可能性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