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嚴歌苓《人寰》為範圍,試圖梳理文本中的主題意識、敘述手法。《人寰》以中年精神抑鬱「我」敘述者,十餘次與心理醫生諮商晤談的記錄,隨著陳述時而處於過去共和國,時而處於現在新大陸,呈現深埋心底的創傷。 《人寰》敘述交錯著三個故事:一個是父親與賀叔叔在文革前後的恩怨,暗示中國的政治對傳統道德倫理的滲透、扭曲以及對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影響,「我」對充滿男性魅力和時代理想象徵賀叔叔糾纏半生的曖昧情欲,表現在理想中國的壓抑下,造成人性的扭曲與對黨國的盲目崇拜;以及女孩負笈來美後,與指導教授舒茨發生的權力與肉體的糾葛,凸顯移民處境的錯位,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拯救。隨著敘述者意識的流竄,試圖從傷痛的探索中自我追尋,並拋開情欲的枷鎖,藉由離開的動作,拋去重重桎梏自己的枷鎖,重獲情感的自由,再次表現女性具有抉擇的自主權。 女孩愛慕賀叔叔前後曲折的心路,以及她的離國出走,由男女擴散到政治,由情欲涉及到審美,由個人的恩怨上升到黨群家國的悲歡離合。《人寰》以女性私人記憶為出發,拼貼文革與移民的生存困境,女性為敘述方式再加上用精神患者做比喻,成為解構和針砭父權與歷史的書寫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