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寓言散文研究──以《四庫全書》為範圍

方學文

指導教授 ： 顏瑞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2011年)

摘要

近三十年來，兩岸學者開始統整並嘗試建構中國寓言文學史。陳蒲清開風氣之先，中國寓言之發展脈絡從而為學界所共知。先秦隨諸子競起、百家爭鳴，寓言進入第一個黃金時期。魏晉六朝寓言一方面吸取筆記小說元素，融合笑話成分；另方面也翻譯傳播佛經寓言，呈現明顯的過度色彩。唐宋時期，伴隨古文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寓言文學不僅形式上涵括眾體，更具備豐富多元之內涵。元代寓言因劉基、宋濂二人而益顯重要；明清寓言則向來學者認為以「詼諧寓言」為創作主流。然而，有明一代之寓言散文是否承繼前代有所發展？除詼諧寓言外，是否有其餘作品尚未為學者所發現或注意？此為筆者初涉明代寓言之重要疑問。
本論文以清代文淵閣《四庫全書》之「集部」作為研究範圍，爬梳後發現：承繼歷代寓言之發展，明代寓言散文無論體裁、題材與書寫內涵均有其書寫根源。然而，伴隨著明代獨特之政治情勢與社會經濟，明代寓言散文亦有其獨特面貌。筆者蒐集明代寓言散文作家計六十二人，作品共有一百二十二篇。明代寓言作品之內涵與體裁受時代政風影響最大。明初寓言以社會勸戒為主，或期許讀書人能學以致用，或提醒庶人勿為利而忘德。體裁方面，戒體散文幾乎全於此時期創作而成。明英宗至武宗時期，宦官掌權亂政，外族進逼威脅，作品轉為針砭國政：人君當勤於治國、親賢遠小；官員當視民如子、為國效力。體裁則論體寓言全出於此期。世宗至神宗萬曆十年政治愈加混亂，社會更為黑暗，自訴遭遇之作品出現，寓言散文已由治國之斧鉞刀鍼，轉為個人遭遇之寄託、遇禍求援之工具。明末社會更顯動亂，則寓言散文竟因而沒落，不復見優秀作品。
就體裁而言，明代寓言散文可分為論、說、戒、喻、記、傳、擬人傳、對、答、解、書、序等十二體。大體而言，明代以承繼為主，並未新創體類，然重要體類作品數量卻凌駕前代。論說類寓言為明代創作主流，說體先敘後議，雜說更趨多元。戒體以動物故事為主，形式自有發展。喻體先敘後議、篇幅拉長，而胡直〈醫喻八首〉體例前所未有。論體向說體靠攏，稍稍退出寓言舞臺。傳記類寓言以傳事寄意為書寫方向，為明代寓言另一大宗。記體重回唐風，多著墨於敘事而略加議論。傳體分動物與人物二類，動物傳主較為創新，人物傳主則貼合明代重工商之時代背景加以創作。擬人傳體寓言形式回歸先秦傳統，內容卻獨出機杼、創造力十足，數量居歷代之冠。問對類作品數量不豐，然透過對話敷設成篇，充滿浪漫色彩。書體與序體寓言數量亦微，在文藝創作外，更具功能性。由此可知：論體、序體、答體、解體等寓言已在明代文壇中逐漸式微。
明代寓言題材雖分為人物、動物、植物與器物四類，然究其創作方式，據其形態與特徵加以發展故事，乃共通手段。人事題類材，明代作者針對其職業與特色加以發揮：歷史傳說取材古籍，時代雖有區隔，卻能符應當代氛圍。農圃漁樵工商醫巫等人，職業既異，其活動、智慧亦殊。對動物類題材，明人發揮創意，賦與對應之角色形象，使動物習性切合人類道德行為標準，或才高勢威、或狡猾多智。動物之生物性已為人性所取代，成為寓意之獨特載體。對植物與器物題材，類比其才德為明人創作之重要方向。整體而言，明代寓言之題材雖以動物寓言最多、人物次之、器物又次之而植物最少。
明人創作寓言散文有其用世精神與積極態度。或政治勸諭勉勵國君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為國祚發展提出具體方向與作法；或批判諷刺尸位素餐而魚肉百姓之無能官員。或社會勸諭期勉文人厚積其學而待時順起，民眾僅守分寸，勿因財利而狡詐害人。對作者而言，寓言彷彿治國良藥，其為國為民之努力，正藉一則則寓言佳作，展露於世人面前。

關鍵字

寓言 ； 明代寓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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