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江湖──金庸射鵰三部曲空間研究

武俠小說是華人特有的通俗文學，故事的背景空間「江湖」既寫實又虛構，是武俠小說文類的一大特色。由於金庸小說在武俠小說中的地位與成就，本研究以射鵰三部曲為主要分析材料，進行三部作品以至金庸小說、武俠小說的故事空間研究，探討空間與主題、人物、情節的關係，如此描寫的原因與效果。　　本研究將空間以大小分為三層次進行探討，最大層次為整個故事空間「江湖」，大致以中國疆域為界，不過基於故事展開需要可自動擴展或縮小範圍，虛構不存在的地域。江湖在辭義上有著與廟堂朝廷對立的意義，有不同於俗世法律的「江湖規矩」，可說奉行江湖規矩的地方即可歸為江湖。但皇宮官府等地也在部分武俠小說佔有重要份量，與其排除，不如把江湖視為同心圓光譜式的存在，以奉行江湖規矩的程度作為區別，從門派幫會所在地的「武林層」到一般城鎮鄉村的「民間層」，再到皇宮官府等「廟堂層」，最外圈則是無人野地的「自然層」。狹義來說只有武林層是最純粹的江湖，廣義來說則四層都包含在內。而江湖的發展規律是「靜－動－靜」，小說開頭通常是原本平靜無波的世界發生大事，江湖隨之動亂，主角歷經萬難後才得以解決事件，讓江湖重歸安寧。但由於讀者的閱讀要求，武俠小說層出不窮，江湖也永無寧日，三部曲世界多次的混亂暗示了這點。這也成為小說主角們最後大多退出江湖，不再插手武林事務的原因之一。江湖另一個特色則是「中國性」，除了鏢局客棧和尚道士這些要素之外，外來反派引發動亂、正派中原人士與之對抗的情節模式也是近代中國史面臨列強入侵的折射。《射鵰英雄傳》開頭故事漢人女子為金人男性所殺，《倚天屠龍記》張無忌與趙敏結合，中外強弱的關係被扭轉，中國從闇弱重歸強大的政治神話由此生成。武俠小說因為這些想像與內含的文化要素而成為當代華人共同體的連結之一，中國性也成為武俠小說與其他文類區別的標誌，在以江湖為名的共同背景之下融入各種對中國的想像，由此建立了一個偉大又虛構的文化／政治中國。　　中間層次的空間是三部曲相關主題的重要地點，有關於政教倫理的部分以襄陽城為代表。此地是對抗蒙古入侵的中心，有著捨私為公的群體道德精神。這必須仰賴郭靖人生前半於中國四方遊歷得來的能力與省思才能建立，使襄陽成為一個微型的理想中國，並承先啟後與入侵者對抗。同時襄陽也代表朝野的混融與倒置，守護和攻擊此地的力量都同時來自廟堂與武林，原本無涉國事的江湖人成為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大力量。相對於無能朝廷，郭靖取代南宋皇帝成為蒙古皇室最大的對手，隱然是中國的真王者。不過民族大義代表的政教倫理雖有其強大良善處，亦有其缺失。重陽宮顯露體制遭到小人濫用的情況，捨棄情感追求大義的教條也使得門人情感失能。華山身為武林象徵秩序的決定之處，也是高手們印證武學與人生之道的地方。秩序從穩定到動搖，留下政教倫理未能解決的問題。　　相對於群體政教的個人性情也是三部曲和武俠小說的重要主題，以愛情為代表。絕情谷顯現無涉國族政治的情感力量，激烈的愛恨於此地呈現，幾乎無人能脫離其外。壓抑只能換來表面的平靜，爆發時足以影響生死。楊過對小龍女的追尋、為其跳崖反映武俠小說以空間展現愛情的方式。桃花島原本是少有涉及國族政治、只求滿足個人安樂的性情之地，不過在《射鵰》國族與道德的主題下，若群體政治與道德問題沒有解決，此處也無法永享逸樂。郭靖上島為此帶來改變，結合原島主黃藥師潛藏的忠義觀與意願，桃花島化為的政教理想家庭所在地。活死人墓則相反，從抗金基地轉為失戀女子居所，與群體政教對立。小龍女在此給予楊過永恆的愛情，成為楊過的療傷處，無須為群體道德而煩惱或被傷害。但若要專注完成這份愛情，就不免捨棄對群體的理想，這也成為楊過的缺憾。在抉擇過程裡蘊藏著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在入世與出世的兩難。另外活死人墓原為純女性存在的空間，這類空間也顯現武俠作家的傳統性別觀，將多數江湖女子描寫為男性附屬、人生只有愛情、女強人在愛情上有所缺乏，最後女性還是要男性來拯救。　　《倚天》開始則展現江湖更複雜的面向。光明頂上正邪分野模糊、顛倒，張無忌將明教轉為徹底的正派，動搖傳統二元對立的模式。並開始描寫武林可能存在的政治性與俠客對此的無力情況。宗教描寫也更為深入的融入作品中，謝遜經過空見捨身點化、在冰火島因為張無忌出生而重新體會生命之重，最後才能於少林寺出家，在生死廝殺之中領悟、呈現佛法也是武俠小說的特色。武當山則是傳承概念的代表，張三丰退隱幕後讓下一代活躍台前，其傳人也始終敬仰師父，出外歷練後必然回歸，對抗傳承中斷的危機。金庸武林門派的歷史與彼此關係也從本作開始逐漸成型，不必與現實政治歷史結合，純粹敘述武林故事。俠客們有了自己的系譜，各作家集合起來使得江湖成為有其自身歷史與獨立性的世界。　　最後分析最小的場景空間，擂台講求比武的公平，是武林中規矩最被強調之處，但作為反差，意外在此也經常發生。參加者與主辦者經常有著宣揚名聲或獲取其他利益的目的，是武林社會面的展現。客棧則四海人士都可能在此相聚，結識新朋友或敵人，以飲食展現俠客的日常面與豪爽，卻也可能是衝突或奇異事件的起始處。在此偶然羈留又離去實是俠客漂泊精神的代表。皇宮則以其腐敗罪惡來對比出俠客不屈於權力的風采，皇權的力量乃於皇室子弟外出來到江湖時顯露。海洋與島則顯現自然的力量以及異域想像，俠客在對抗中展現人類的意志，因為分離與危難加深情感，也是俠客們歸隱的重要去處。　　經過以上探討，可看出金庸從群體朝向個人的轉向，也偶然反映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於革命未能完成的失落。對古中國的美好想像是武俠小說受歡迎的原因，但由於當今中國和海外對此的嚮往減少，這或許也是武俠小說當今沒落的理由之一。金庸小說固然有其成就，但江湖不該因此定型化，繼續拓展江湖的多元可能或改變故事空間都是武俠小說發展的可能方向，藉此也重新省思文類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