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

本文旨在探討朝鮮士人種種因「明朝」而起的心態、論述及其實踐。為較周詳地考察此一過程，辨析其間曲折複雜的變化，本文上起明萬曆二年(1574)朝鮮使臣的朝天之旅，下迄清乾隆年間(1736-1795)的燕行歸途。本研究不僅著眼於朝鮮燕行使如何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實踐思明，更關心朝鮮使臣歸國後的反應與影響。藉由朝鮮士人在中國與朝鮮關於「明朝」的討論，並以清朝儒生作為比較的對象，以考察朝鮮思明文化的論述、實踐及其終結。　　相當於中國的明清時代，朝鮮出於外交任務的需要，朝鮮知識階層扮演信使穿梭中朝之間，其私人日記、歸國後的報告書，近來以《燕行錄》廣受學界重視。不過，當代學界喜以清代朝鮮使節緬懷、欣羨明朝的種種言論為根據，強調明代中朝關係的友好。此類拿「清朝」說「明朝」的歷史解釋，忽視《燕行錄》、朝鮮使節的內在脈絡。究其實，朝鮮的思明文化雖屢有承襲之處，但仍不乏嬗變之跡。清代朝鮮人在「明瞭」明朝確實存在諸多弊政的情況下，從未在清人面前道出一詞片語的「明朝實情」，反是極力讚揚皇明的美好。這種可稱為選擇性書寫(selective narration)的普遍現象，是朝鮮使臣一種特殊的交流技巧。再者，《乾淨衕筆談》作為重要的文獻，近來學界對此書益發關注，但往往隨意引用其記載，未能注意到《乾淨衕筆談》實有嚴重的版本問題。本研究考校不同版本的《乾淨衕筆談》，發現朝鮮人為了順應國情，改動原本的版本，致使文義丕變，是為第二種的選擇性書寫。　　其次，朝鮮北學派士人對於「中國論述」的闡釋，以及重新界定「中朝關係」的努力，過去往往著眼「和清」的一面，認為朝鮮「放棄」尊周論，呼籲回到和平相處、學習中國的方針。本研究強調的是，清乾隆年間的朝鮮燕行使，實是有鑑於朝鮮國內的改革需要，以及清中國強盛的事實，提出一個新的中國論述。這新的中國論述並不妨礙過去「思明」的傳統。事實上，一面「思明」，一面「尊清」反是當時亟欲推廣的新說，思明與尊清不僅不相違背，反而相輔相成。　最後，為具體檢視第三章「華夷論戰」的意義，並藉此探論思明文化的尾聲，本研究探論清初以降中朝雙方的「明史著作」，透過《燕行錄》中諸多關於「明朝」的討論，呈現朝鮮士人對明朝歷史的嫻熟，以及清朝儒生對前代故事的陌生。相較於同時的清朝士人，朝鮮燕行使對「明朝」展現莫大的熱衷與熟悉，「明朝」彷彿是雙方歷史認知的分水嶺。中朝各自的歷史書寫，形塑清初以降幾個世代對於「明朝」的認知。但是，18世紀朝鮮內部的明史書寫亦面對新的挑戰，朝鮮主體性與獨尊明朝的論述在國內競逐，此即朝鮮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的轉向，亦是眷眷明朝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