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與通俗文學之交涉──以馮夢龍《春秋》學與《新列國志》為研究中心

馮夢龍文學作品豐碩，其經學上的成就亦不可小覷，筆者認為馮夢龍的經學與文學作品類出同源，使得其作品思想承繼關係密切。而筆者從前人研究歸納出，馮氏認為用通俗文學最能將聖人之言普及於民眾，舉凡馮氏的通俗著作多少都含有經義道理在其中，馮氏試圖藉通俗文學達到寓教於樂、傳承儒道的目的。因此，作為同是討論《春秋》經義的《春秋衡庫》、《麟經指月》、《春秋定旨參新》以及《新列國志》之經學與通俗文學的交涉現象，便是筆者關注的議題。筆者根據馮夢龍《春秋》學的脈絡，從《麟經指月》對三傳與《胡傳》的繼承狀況，探討《新列國志》何以撰述，且如何撰述聖人經義。筆者依序以「天王狩于河陽」、「趙盾弒其君夷皋」以及「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三例，分別瞭解馮夢龍從三傳、《胡傳》承襲的內容以及馮氏敷衍故事於內容上所作的增補。從「天王狩于河陽」此例可看出，我們可以看見《左傳》與《胡傳》經解皆闡明了孔子微言大義的用心是為彰顯晉侯的尊崇之心，馮夢龍則在《鱗經指月》中已經將關注焦點放在晉文公身上，並且《新列國志》敘事重點不再著意於周天子的權威與顏面，反而更著力於刻劃晉文公的雄才大略與用心。在「趙盾弒其君夷皋」一例，《新列國志》以百姓立場與史家立場兩種觀察角度進行敘述，並且於事件結束後，繼續補充趙盾悔過自新的事。筆者以為，對於馮夢龍來說，若能謹遵是非教誨，儘管先前犯錯，只要願意改過，還是有機會獲得寬恕，也更彰顯了史家直筆所具有的教化作用。繼而，在「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一例，《麟經指月》遵循中《胡傳》所認為諸侯應憂患與共、共禦外敵，也就是馮氏強調之「諸侯睦鄰之禮」。馮夢龍《新列國志》承繼胡安國的觀點，在敘述上卻有別於胡安國對事件意義的著眼點。馮夢龍用管仲獻策，鋪陳齊桓公救邢國，乃是有利害關係的考量，藉此彰顯《春秋》對齊桓公不立刻救邢有譏諷之意，更於結尾再次強調完成道義應先於成就功利的道德省思。筆者認為馮夢龍《麟經指月》雖大致遵循胡傳的解釋，然而其創作《新列國志》之時，亦會採納三傳觀點，並延伸個人意見，使得《新列國志》對事件的評述不完全遵循胡傳的解釋。筆者接續以「政治權力中的家庭倫理」、「女性與政治」、「德行與命運」三個向度，描繪出馮夢龍在作為市民讀物的《新列國志》中，建立的道德標準。「政治權力中的家庭倫理」筆者以鄭莊公與石碏為例，此兩例皆是捨棄家庭倫理，成就政權倫理。我們能從馮夢龍評價兩例的態度觀之，馮氏可能認為無論對諸侯或大臣而言，國家大義的重要性遠高於家庭倫理，然兩者皆須奠基於合乎道與義規範下而來實行。至「女性與政治」一向度，筆者以孋姬、宣姜、文姜、夏姬等四位女性為觀察對象。一如經傳注疏所述，馮夢龍同樣認為女性致使男性判斷混亂，進而左右局勢，不過馮夢龍的觀點與經傳不同的是，他賦予女性更多元的性格，同時也承擔了更多的政治責任。然要追究「女性亂政」現象之所以出現，最主要因素是國君的默認、許可、授予女性干政的機會。從另一個角度觀看，馮夢龍呈現的「女性與政治」就是「男性與政治」，女禍成為違禮條件之一。《左傳》中時常出現諸侯或臣子做出違反道德或禮儀的行為，國家或個人便會面臨悲慘的後果。筆者以子玉、鄭靈公、公子宋、晉文公為例，觀察德行與命運的關聯，發現建立符合禮義的外在言行便能迴避悲慘的命運。進一步觀察《新列國志》，馮夢龍的改編更凸顯了諸侯可以有稱霸之心，但言行需遵守禮義規範，而筆者歸納出三點馮氏認為稱霸的必要條件：第一點是諸侯的言行需符合禮義規範，第二點是諸侯稱霸的條件在於能不能正確地任用賢士，以及，諸侯能不能創造對自己有利的環境，以提升自己的威望。本文除了考證馮夢龍承襲、敷衍經傳的內容，亦盼能凸顯馮夢龍於《新列國志》欲強調的「微言大義」，以及其欲導正晚明政治社會的亂象。馮夢龍《新列國志》對經義之繼承與開展，反映出作者對政治社會的觀點，以及治經不僅是遵從權威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到馮夢龍自言其《新列國志》本於《左傳》及諸史籍而作。實際上，馮夢龍《新列國志》參考了《春秋》三傳及《胡傳》的經解。當《胡傳》與三傳解釋一致時，《新列國志》便會遵循《左傳》的敘述方式，並更進一步擴寫之；當《胡傳》與三傳解釋不一致時，馮夢龍則會遵循《胡傳》的經解內容。此外，馮夢龍在將經傳「演義」或者說「衍義」為《新列國志》地過程中，難免會有強化 ∕ 增寫某些他特別想發揮之處。以至於事件的主題思想會與經書有所出入。筆者認為馮夢龍《新列國志》對經義之繼承與開展，反映出他認為人民與臣子應遵君效主，以及即便《胡傳》為明代重要的經解典籍，馮夢龍也不全然遵從權威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