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dividual and the Authoritiesin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Thought

中國傳統思想裡的個人和權威

張偉仁(We-Jen Chang)

《臺大法學論叢》 26卷2期 (1997/01) Pp. 1-39

https://doi.org/10.6199/NTULJ.1997.26.02.01

摘要

這是作者於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學論壇」所作的演講。
近人分析傳統的中國政治，都認爲統治者權威過重，並認爲問題出在儒家思想。這種想法是不確當的。
傳統中國的統治者權威過重，人民被迫絕對地服從政府，而政府的作爲可以完全忽視或極少顧及民意，確係事實。但是古代儒家的主張與之正好相反：孔子認爲人雖有智、愚、善、惡，但其本性是相近的，所以人人都應該以心比心，消極地做到「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積極地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又認爲雖然君、臣、父、子職責不同，但是在社會中各有一定的功能，所以應該各儘本分，互相尊敬。
孟子更明白地子說明瞭社會分工的必要，所以他認爲君民之間的關係是互需、互利的；但是因爲他相信人性本善，只要有適當的環境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政府的功能極爲有限，所以他又有「君爲輕，民爲貴」之說，主張統治者不僅要尊重人民，並且要努力地爲他們謀福利。假如統治者濫用權威，殘賊人民，便成了「一夫」，人民可以起而誅之。
荀子認爲人性本惡，所以需要外在的規範、帥友的教導和自我的修養，在獲得充分的教養之後，人人皆可以爲堯舜，進而教導他人，治理國家。所以統治者是爲人民的需要而存在的。但是一般的君主未必有這樣的教養，倘若其作爲失當，臣民不可盲目地服從，而應「從道不從君」，身爲官吏者更應爭、諫、輔、拂，使君主免於過錯。荀子沒有主張暴君放伐，但是他警告說：「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統治者殘害人民，便有覆亡的危險。
依據以上的分析，可見古代儒家認爲君民關係不應該是一面倒的主宰和屈從，而應該是相對的互需和互重。
其實古代思想家中，除了儒家以外，大多也不支持過度權威性的統治。莊子認爲世間的是非、善惡都是相對的。任何人想以一己之見加諸他人必然會造成極大的傷害。所以他主張絕聖棄智，廢除權威和法令。在此理想實現之前，政府應該儘量避免擾民，做到「上如標枝，民如野鹿」；人民則應該儘量拒絕官職和財富的誘惑，以免受統治者的控制，假如爲情勢所迫，無法全身而退，則避隱、佯狂、甚至自殺，都比失去自由和尊嚴好得多。
老子和莊子一樣希望人民能免於暴君、昏主的迫害，但是二人的理論至此便分道揚鑣了。老子不認爲人民在擺脫從威的控制之後，可以各行其是，而應該拋棄了既有的知識和是非，跟隨一個真正的聖人，進入他所認定的理想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民無知無識，無憂無慮，然活得像嬰兒一般。假如有人不肯服從，不願接受那樣的生活，聖人便「鎮之以無名之樸」，使之就範。這種理論雖然有助於極權統治，但是它有一個重要的前提：統治者必須是一個真正的聖人，一般的統治者是不能享有聖人的權威的。
墨子主張「上同」，當然是支持政府權威的，不過他強調天子應上同於天，而「天志」愛民，所以政治應以民意爲依歸，君主不可濫用權威，暴虐人民。
真正主張權威統治的是法家。因爲他們處在國際間弱肉強食，國內「上下一日百戰」的「大爭之世」。君主希望鞏固其地位必須鎮壓世襲的貴族而直接地控制人民。爲了這個目的，法家勸他廢除已有的傳統規範，使他所制訂的法律成爲唯一的行爲準則；此外他們還強調絕對的君權：韓非將君主比作帽子，臣民比作鞋子，說「冠雖穿弊，必帶於頭；履雖五彩，必踐於地。」
韓非這種說法並未完全爲時人所接受。有些人還是認爲權威是應腐敗和暴虐而引起了革命，其後又爆發了內戰。在這過程中許多人曾經努力想爲中國政治另覓新徑，他們絕大多數都認爲應該走向民主、法治，但是經過將近百年的嘗試，只帶來了一些膚淺的改革。幾千年來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政治權威的集中和濫用－依然存在如故。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因爲民主、法治是西方的產物，與其歷史、文化有密切的關係。雖然其基本精神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何付諸實施，未必只有－途。西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不同的國家或許可以有不同的走向民主、法治的路。可借現在還沒有人找出不同於西方所走的路。假如目前不得不走這條西方的路，便必須具備和西方人相似的觀念和心態。近代中國之所以沒有能夠切實施行民主、法治，就是因爲制度和法律難然改了，人們對於權威和規範的觀念還沒有改，所以只能模仿一些西方的表像，東施效顰而已。怎樣才能改變傳統的觀念？應該仔細地加以分析，找出其中有益及有害於民主、法治基本精神的部分。有益者加以發揮，有害者加以革除。依照本文的分析，強調人的尊嚴，人人各有相對職責的正宗儒家學說是有益的；鼓吹三綱五常、尊君卑臣的商韓、董仲書以及宋明理教的學說是有害的。希望有識之士能一起來發揮正宗的儒家學說，在我國固有的思想基礎上建立起適合我國的民主、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