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海峽兩岸體育交流協議簽訂之始末，經蒐集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詮釋與訪談，獲致以下的結論：台灣自1949年隔海分治後，參與國際體育活動頻頻受挫，1981年「奧會模式」(Olympic agreement)簽署後期盼能參與國際體育舞台，但由於中文名稱未載明，造成日後「中國台北」(China Taipei)與「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稱之爭，而埋下海峽兩岸體育間的衝突困境；及至1989年在國際奧會主席(IOC)薩瑪蘭奇(Samaranch)的推波助瀾，以及齊偉超的穿針引線下，隨著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遽變，加上台灣開放大陸探親的效應，赴中國大陸體育交流的民意高漲，因而促成表面看似兩岸體育交流的協議簽訂，但實際上卻突顯出台灣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的權利被剝奪與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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