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566－635，在位618－626）起於太原，一百七十四天佔領京師，至稱帝僅用三百五十七天。唐朝開國之速，除了李淵以外，勢必包含元從功臣，其中又以十六位傑出者，在武德元年（618）被封為太原元謀勲效。
具有開國大功的太原元謀勲效，生前在武德、貞觀兩朝，除了官爵之榮以外，也在政治、經濟、律法、軍事上多有突破，歷任兩朝而不衰。在亡故後，又被唐朝歷任君主所尊崇，終唐一朝，君主都在訪查、加官太原元謀勲效的子嗣。太原元謀勲效在身前的成就與貢獻，除了奠定唐朝開國風氣，也可以說，太原元謀勲效在唐朝開國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致唐朝歷任君主對其緬懷與尊崇。
本文除了結論外，在緒章先分析以往對於初唐人物研究的三個切入點：關隴集團、太原本位、黨派。三者視角下，對於初唐人物研究有相當的成果，不過，卻分割了初唐功臣的個別屬性，淪為分類的困境中。又因史料偏重問題，導致關注焦點僅在裴寂與劉文靜，卻忽略了其他開國功臣。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唐朝開國功臣中，傑出的十六位太原元謀勲效個別屬性。
因而，第二章論及太原元謀勲效在開國的個別表現，作為李淵在武德元年（618）迅速頒布〈褒勲臣詔〉，奠定此十六位特別地位的背景。第三章則因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初唐政治掀起巨大的波瀾。探討在新、舊皇帝政權的迅速轉變下，太原元謀勲效在官職、政治、表現、封賞等的變化情形。由此理出太原元謀勲效在生前歷經武德、貞觀兩朝的種種表現。
第四章則是針對太原元謀勲效在死後對唐朝歷任君主的影響，從追贈、諡號、陪葬、配饗等面向切入，以考察歷任君主對於太原元謀勲效的追思與緬懷。除此之外，再追查太原元謀勲效的子嗣發展，整理太原元謀勲效對於子嗣的庇蔭程度。另一方面，也探求其子嗣在隨後的政治事件中，有何具體的政治表現。
本文從太原元謀勲效十六人的角度著手，有別於以往只著重裴寂、劉文靜二人，而忽略其他十四人的成果。透過十六人在生前對初唐政治的種種表現，以及死後，唐朝歷代君主對此群體的態度，試圖分析初唐開國功臣的表現與地位，另一方面，也還原唐代歷任君主對於太原元謀勲效的緬懷與尊崇。初唐史受到李世民玄武門之變的影響，而顯得晦澀難懂。經過多年研究，方能逐步釐清李淵的功蹟。然而，開國大事絕非一人可完事，身旁的功臣更是開國史不可或缺的元素。

Li Yuan (566-635; ruled from 618-626) originated in Taiyuan. He spent 174 days to occupy the capital, and it only took him 357 days to be enthroned as the emperor. The foundation of Tang Dynasty could be so fast, besides Li Yuan himself, all thanks to his comrades, among whom the most excellent 16 persons were merited as the Honorable Taiyuan Yuanmou Statesmen in the first year of Wude (618 C.E.)
In their life during Wude and Zenguan periods, the Honorable Taiyuan Yuanmou Statesmen had many breakthroughs in terms of politics, economy, law, and military, aside from their bureaucratic honor. Even after their deceases, many Tang emperors also respected them, and they always sought to visit or promote their descendants throughout their reign. Th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se statesmen set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climate of Tang Dynasty, playing roles so important in founding the country that the monarchs could only have endless memoriam and reverence.
Before the conclusio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e elements that previous researchers focus on when studying the figures in the early days of Tang: the Guanlong Group, Taiyuan Regionalism, and Political Factions. With these elements, numerous results of studying the figures in early days of Tang are significant, but they divide the individual attributions of the statesmen, leading to a predicament as a result of classification. Also, the emphasis on Pei Ji and Liu Wenjing means that other honorable statesmen that were credited in founding the country are ignor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dividual attributions of all 16 Honorable Taiyuan Yuanmou Statesmen that played a part in founding Tang Dynasty.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personal performance of the statesmen, which was the background of why Li Yuan quickly pronounced the Imperial Edict of the Merits that put the 16 statesmen in such a special place. The third chapter describes the event of Xuanwu Gate Incident initiated by Li Shimin, which caused great turmoil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arly Tang Dynasty. It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Honorable Taiyuan Yuanmou Statesmen in terms of official position,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rewards during the swift transi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regimes. By comparing them, we can clearly see what these statesmen did in Wude and Zenguan periods.
The fourth chapter explains the impact of the statemen’s death to the subsequent monarchs in Tang Dynasty. This chapt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ous promotion, posthumous name, accompanied burial, and accompanied worship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ow succeeding monarchs memorized them.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dants of these statesmen was also checked to see how they benefit their successors; the researcher also sought to understand these descendants’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 subsequent event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all of the 16 Honorable Taiyuan Yuanmou Statesmen,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 only on Pei Ji and Liu Wenjing and ignored the other 14 statesmen. By seeing their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ang Dynasty in their life as well as the attitudes of Tang emperors to them after decease, 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ir achievements and positions and to give authentic opinions of how the emperors memorized and respected them.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in earlier period became vague and incomprehensible due to the Xuanwu Gate Incident initiated by Li Shimin. After years of studies, researchers can gradually see the achievements of Li Yuan; however, a nation is ever founded by one single person, and Li Yuan’s companions played huge parts in his doings.

一、古籍
（一）史著類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0。
唐．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

（二）政書類
唐．長孫無忌等著，《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李林甫，《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黎明文化，1990。
北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0。
北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三）其他
北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
北宋．王欽若等著，《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北宋‧李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北宋‧吳縝，《新唐書糾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
清．袁枚，《隨園隨筆》，上海：廣益書局，1936。
清‧董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上》，北京：中華書局，2001。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6。

二、專書
（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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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84。
牛致功，《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牛致功，《唐高祖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王吉林，《唐代宰相與政治》，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吳鋼，《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吳鋼主編、張沛編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宋德熹，《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9。
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
李樹桐，《唐史索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李樹桐，《唐史新論》，臺北：中華書局，2015。
汪籛，《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汪籛，《漢唐史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沈蕙纕，《諡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胡戟，《珍稀墓志百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孫國棟，《唐宋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高明士，《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張耐冬，《太原功臣與唐初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章炳麟，《太炎文錄續編》，臺北：新興書局，1956。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1。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黃永年，《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一冊 國史探賾》，北京：中華書局，2015。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劉向陽，《唐代帝王陵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劉後濱，《大唐開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
賴瑞和，《唐代高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
藍文徵，《隋唐五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羅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二）外文
布目潮渢，《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權の形成》，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1968。
來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の研究》，東京：學生社，2001。

三、單篇論文
（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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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玄武門之變」與《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南京：2001.5），頁127－130。
毛漢光，〈中古核心區核心集團之轉移－陳寅恪先生關隴理論之拓展〉，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1992），頁75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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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邵干才，〈玄武門之變真相〉，《文史知識》，3（北京：1998.3），頁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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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士英，〈說李淵稱臣突厥事－兼述劉文靜被殺原因〉，《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4（煙台：1991.12），頁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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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曌，〈「凡在寮莱，咸從左降」－再論玄武門事變後對東宮舊部的政策〉，《出土文獻研究》，19（上海：2020.12），頁43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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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衛峰、霍雅琴，〈唐代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新探〉，《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4（西安：2009.7），頁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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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賀澤保規，〈《大唐創業起居注》的性格特點〉，收錄於《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212－243。
高明士，〈論武德到貞觀律令制度的成立〉，收錄於《中國法制史考證》乙編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289－353。
張建林，〈唐高祖獻陵陵園遺址考古勘探與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5（西安：2013.10），頁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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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耕華，〈陳寅恪、呂思勉治史風格的異同－以唐高祖稱臣突厥之考辨為例〉，《學術月刊》，45（上海：2013.2），頁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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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印雙，〈「玄武門之變」史事新解〉，《歷史教學》，499（天津：2005.6），頁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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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文，〈唐淮南大長公主墓誌銘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0（長春：2017.10），頁84－93。
陳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收錄於《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3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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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寒，〈陳寅恪「突厥旗色尚白」推論考辨－兼論隋末李淵起兵易幟事件中政治合法性的多元構建〉，《福建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13（福州：2018.12），頁50－62
程義，〈劉文靜之死與初唐黨爭之關係〉，《史學月刊》，4（開封：2006.4），頁26－30。
賀潤坤，〈試論隋舊官僚對建唐的作用〉，《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西寧：1992.9），頁74－79。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唐史論叢》，第一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24－59
黃樓，〈唐德宗「奉天定難功臣」、「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雜考〉，收錄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4（武漢：2008.10），頁150－164。
楊梅，〈也談「李氏將興」與「劉氏當王」〉，《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3（蘭州：2006.5），頁40－44。
董理，〈劉文靜之死探析〉，《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1（渭南：1993.9），頁51－55。
雷艷紅，〈武德年間的唐突關係與玄武門之變的爆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4：3（北京：2004.9），頁79－87。
寧志新，〈略論裴寂〉，《安慶師範學院學報》，4（安慶：1990.12），頁50－55。
劉東社，〈玄武門之變史事發覆〉，《陝西教育學院學報》，28：2（西安：2012.6），頁68－74。
劉進寶，〈常何與隋末唐初政治〉，《中國史研究》，4（蘭州：1998.11），頁86－95。
劉蓬春，〈「玄武門之變」伏兵考辨〉，《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4（成都：1998.10），頁114－121
鄧文寬，〈唐前期三次官修譜牒淺析〉，收錄於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45－67
鄭偉鵬，〈唐代門閥政治初探〉，《麗水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3（麗水：1991.6），頁7－19。
賴亮郡，〈遙授官、迓遠人與唐代的告身給付－《天聖令‧雜令》唐13條再釋（1）〉，收錄於《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聖令論集》（下）》（臺北：元照出版社，2011），頁265－298。

四、學位論文
王俊妮，〈唐代致仕官群體研究──基於《舊唐書》《新唐書》的考察〉，昆明：雲南大學碩士論文，2016。
王苗，〈唐代功臣號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2。
吳陽，〈唐代功臣分類探究〉，西安：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李君，〈從潛邸幕僚到貞觀重臣－李世民功臣集團研究〉，西安：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姜望來，〈魏周隋唐關隴集團與山東勢力〉，武漢：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張佳佳，〈李世民政治軍事集團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張嘉真，〈唐太宗形象的書寫與塑造〉，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曹印雙，〈唐代政治文化研究論稿－以史籍及墓誌史料考察為中心〉，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曹賀，〈唐代帝陵陪葬墓的時空分布與家庭延續〉，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馮濤，〈唐初功臣群體與貞觀政治〉，武漢：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趙壯，〈墓誌所見玄武門之變〉，南京：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