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社會看待「肥胖兒童身體」的方式出現巨大的轉變。過去養出身形肥滿的「小泰山」被看作是富強家國的象徵,但在六十年後的今日卻成為國安危機,進而被看作是不當親職下的產物——我將其歷史變遷稱為「失格親職敘事」。歷史觀念的變遷也影響了台灣的肥胖防治健康政策制定者(國民健康署),在在將「養出肥胖兒」的責任歸咎於家長身上。國家既有的健康政策及其介入計畫內容,在在是以失格親職作為治理標的,期待能夠補充家長知識,改善問題家長的不當教養模式。如此的健康政策邏輯不但忽略了個別家庭的處境及社會位置,更落入國家與家長相互指責的對立局面。 透過對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肥胖兒家長的深度訪談,承繼既有文獻對階級化親職的討論,進一步舉出兩種當代健康親職的理念型。中產階級家長主要透過醫療風險的方式理解孩子的肥胖體型,不但採取生活化、細緻且持續地日常飲食監控,並定位這些管控的目的是能夠及早替孩子排除未來的風險。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特別是學校與職場),穿插於「協作培養」教養方針之中的日常餐食工作安排往往出現各種矛盾與妥協。勞工階級家長主要秉持著「自然成長」的教養方針,視孩子的道德與獨立性為教養益品,以尊重子女選擇為優先。家長多採取「體能觀」作為健康的判準,並不相信國家及科學專家所制訂出來的身形標準(BMI)可以反映子女健康。勞工階級家長相信只要孩子長大,其意志能力變化發展成熟,繼而可能自主的開啟改造身體的循環,家長沒有必要介入,因而也使得預防性的醫療介入或者持續性的身體管理變得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