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台灣現代主義作家王文興的小說作為思考的起點,關注的是:語言如何敞開一個可視與可述的問題領域,令原本沉默的事物從中解開?人如何在秩序座架中擺置自身,將自身表象為對象從而成為主體?又如何得以透過「我說」的不間斷過程,趨散主體的實存,並在極限經驗中切近遠離的自身?內與外,及其延異,是我主要的方法論,而主體、秩序,及語言如環結般扣連的思考軸線,則是各章節先後展開的主題。第二章我將從現代悲劇趨向個人化的轉折,討論王文興《十五篇小說》中的戲劇形式如何從外部的衝突轉向自我內在的衝突,進而指出自我理想如何以父母或權威他者的內化形式進行對自我的稽查作用,或成為主宰主角行為的良心或道德律。第三章討論《家變》如何在倫理以至語言界限之越渡過程間,令透明性的秩序空間浮現,並藉由父子衝突之間複雜的主被動關係,指出趨動離場或復歸的動力並非其更迭輪替,而是「秩序的位置」之空缺。第四章討論王文興在《背海的人》中如何退回至詞語破碎的淵源深處,並以此切近在規格化語言下遠離的真實自身。語言致使作品的外緣感,但也成為如隱夢般指向願望滿足的痕跡,至於如何以詞語的斷片窺見鑲嵌其中的時代巨變,則成為另一個留待思考的問題。王文興對語言信實及自由與否的畢生追求,何以成為《家變》以至《背海的人》相互抹除的雙重語言行為?在一個「後遺」的、或以「假設」之為前提的語言處境中,說如何可能?而對自由的追尋又如何可能?即是這一本論文藉由王文興的小說所進行的一次思考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