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從80年代晚期開始移轉生產活動到中國,迄今已將近20年的時間。到中國設廠投資的台灣製造業,因為中國擁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普遍都擴大了生產規模。那麼,中國的台商工廠在生產模式轉變的同時,勞動控制的方式是否也跟著轉變?事實上,這樣的提問,必須放在中國的經濟轉型脈絡下來看,因為,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提供外資許多優惠條件,也盡量不去干預企業內的管理,使得中國台商工廠的管理者在勞動控制上握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其中,管理者往往以「性別」區隔工作職位。因此許多年輕的女性,大都被隔離在工作組織的底層。由於工廠裡的底層女性員工多半來自農村,她們到沿海城市打工被當地人稱為「打工妹」、「外來妹」。那麼「打工妹」具備什麼樣的特質,讓台商工廠的管理者喜歡任用她們,並且讓她們擔任一些底層的工作?倘若我們換個角度來看,「打工妹」在台商工廠裡工作,以及在城市裡生活的過程中,會怎麼樣看待自己的身份角色?她們是否可能形成身分認同的意識? 事實上,蘇州的經濟發展,所呈現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縮影,另一方面,蘇州台商S工廠裡的「打工妹」,是在轉型經濟下所形成的一個深具中國特色的女工群體。因此,在這篇論文研究中發現,儘管打工妹不論是在工廠內的組織結構,或是在城市裡的消費階級,都被劃分在邊緣、底層的位置,但是她們在身份轉折的過程中,仍得以形成新的身分認同。另外,打工妹在外資工廠的勞動控制下,將有可能形成性別與身份角色的認同意識。雖然,打工妹要從工作組織的底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很少,而且流動的幅度也很小,但是,她們還是努力的在組織中向上攀爬。此外,打工妹也同時在勞動過程中,質疑、或是挑戰管理者的勞動控制,這也使她們能夠重新看待自己在工作組織中的身分角色。 最後,打工妹在城市的生活經驗中,不斷地試圖追尋一個現代化的自我。由於她們想脫離過去作為農民的身分,所以她們透過消費活動,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形象。只是當她們積極的、主動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時候,城裡人還是以歧視性的態度,稱呼她們為「外來妹」、或是「打工妹」。所以中國轉型經濟社會存在的結構性困境,便成為了打工妹在建構「現代化自我」的過程中,難以克服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