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

莊勝全

指導教授 ： 溫振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臺灣史研究所/碩士(2009年)

摘要

本論文運用再現(representation)、敘事的套式(narrative)與文化邏輯、集體心態(mentalities)等概念，操作清帝國文人的遊歷書寫，及奉派至臺的官員所留下的記錄這兩種文類，企圖勾勒清領時期帝國對臺灣的印象與認識。然而由於兩造不同性質的材料在數量上並不均質，因此在操作上，先自為數較少的旅遊記錄開始，企圖勾勒清代中國文人赴臺遊歷之歷史景況，以及他們所觀察到的多樣景致和諸般文化相遇的情境。至於在諸多赴臺任職的官員所遺留的日記、回憶錄、文集與奏議的處理上，本文計從同治六年(1867)出版的《治臺必告錄》談起，之所以選擇此著做為論述的切入點，原因在於此著不僅是集合十來位帝國官員言論的複合性文本，更特別的是此文本問世的時間，有兩個特別之處引起筆者注意。其一，本書付梓的時間距離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已逾一百八十年，在經過如此漫長時間的統治後，尚須如此一本治理上的教戰手冊來提點後進官員，它的出現本身就存在著不尋常的意涵。其二，《治臺必告錄》出版後，臺灣恰遭遇一連串的涉外事件，整體局勢走向與本書出版前完全不同，不僅清廷開始重新調整治臺方針，治臺官員關注的焦點亦隨之移轉。職是之故，本文先自此著的編輯、出版，和名列書中的官員對臺灣的認識與印象談起，經過將選輯的言論與原版著作的言論交叉比對後，來說明《治臺必告錄》的編選策略及文化意涵。之後，再以此著出版的時間為基準，重頭回溯自清帝國將臺灣納入版圖開始至本書出版前，其他赴臺官員的統治情形與心得，除了摸索官員對臺灣認識的變遷之外，並檢視《治臺必告錄》所言之內容，是否吻合當時官員的普遍認識。最後，將分析自《治臺必告錄》成書後至臺灣割讓為止這段時期，官員的記錄文本中對於臺灣認識的轉向。
　本論文內容除了緒論與結論外，計分四章。第二章〈文人的臺灣遊歷及其觀察與認識〉，以非具官方身分赴臺的文人為對象，分析他們之所以遠渡重洋至臺灣這塊「瘴癘之地」，其中的動機、經歷以及書寫記錄中所顯露對臺灣的觀察。這些文人不全是以旅遊為目的，且居臺時間短則數月、多至數年，更因先來後到的時代不同，各自間對臺灣之認識實不盡相同。本章的目的便在於梳分其個別過程與觀察後，分析其中的文化脈絡與視野，當中不僅有其特殊意義，也有沿襲自傳統中國奇幻想像的一面。
　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是以治臺官員的記述與回憶為重心進行考察，本文第三章〈《治臺必告錄》之編輯與意涵〉，是以丁曰健於同治六年自臺灣道卸任後付梓出版的《治臺必告錄》為分析核心，除了交代本書的編輯與出版過程外，探析書中所蒐羅自康熙末年至同治初年間，共計十三位作者之經歷及其臺灣印象和認識也是重點之一。此外，本書的編選策略，以及所選錄之言論是否真能再現原作者之想法，也是本章所措意之處。最後，本書的編輯與出版，在清帝國治理臺灣的過程又突顯什麼意義，也將有所交代。
　第四章〈清領前期治臺官員的記錄與回憶〉，本章將持續處理在《治臺必告錄》出版之前，其他赴臺官員的統治情事與心得。除了摸索帝國內部對臺灣認識的變遷之外，也將從更大的時代背景來檢視《治臺必告錄》內容之所言，是否吻合當時官員的普遍認識與文化脈絡，以及書中所營造的共識與印象之所來由。
　第五章〈清領末期臺灣情勢的描述與認識〉，將分析自《治臺必告錄》成書後的清領末期至臺灣割讓為止，晚清在臺官員的記錄文本。此時期隨著外國勢力在海峽兩岸進出這個因素加入之後，官員在統治上的言論與論述亦有所轉向。此時臺灣被更深刻地捲入清廷與外國的紛爭中，不僅清廷重新調整治臺方針，治臺官員關注的焦點亦隨之移轉，在對抗外侮之外，臺灣內部亦自開山撫番後，展開一連串統治上的變動與調整。

關鍵字

旅遊 ； 遊記 ； 書寫 ； 集體心態 ； 治臺必告錄 ； 開山撫番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1.丁曰健，《治臺必告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7種。

2.丁宗洛編，《陳清端公年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臺灣文獻叢刊第207種。

3.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5年，臺灣文獻叢刊第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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