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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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謂的「本體思想」，是指探究天地萬事萬物產生、存在、發展變化之根本原因或根本依據的思想。同時，本文擬從道家本體思想重視「無名」特性的視角，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特定文本重新進行解讀，以討論曹魏正始時期劉卲、何晏、王弼等人的本體思想。並擬透過探討正始玄學之本體思想的內涵，檢視在這些思想中的聖人觀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最後更試圖指出，他們的本體思想和聖人觀，對於正始玄學的形成、發展，以及對當時或稍後士族社會、政治行為之若干特點的產生，應是有其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的。本文擬以下列的章節安排，對相關的問題進行探討。 本文第一章，擬憑藉若干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討論在戰國以降、曹魏之前，道家具有「無名」特性之本體思想的淵源與發展，以及在同一段期間的聖人觀之演變，以為劉卲、何晏、王弼之本體思想和聖人觀溯源。不過，由於正始玄學中的聖人主要是指孔子，因此本章所討論的聖人觀基本上是以儒家為主的。而在本章結束前，也擬對在漢末魏初之所以會出現具有道家色彩的儒家聖人觀的原因，作一闡論。 在第二章裡擬分三個部份探討劉卲《人物志》中的本體思想與聖人觀，並嘗試以討論出的結論為基礎，重新審視《人物志》在魏晉玄學發展史上的定位。 第一節，擬先透過討論與劉卲相關的歷史紀錄，檢視孔才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對哪些議題產生過影響，並且藉由觀察、評估其影響的程度，以及時人或後人對劉卲的評價，了解其著作和學術思想之特點，以作為進一步研究其人、其思想的預備工作。 第二節，擬討論《人物志》中的人材形成原理、作為本體的「道」，以及基於「道」而成立的最重要的人才特質，也就是衡量其他一切人才特質的首要標準，即所謂的「中庸之德」。而本文在探討這些觀念時，擬先揭示這些觀念在《人物志》中所展現出的特點，並藉由這些特點找出其思想史的淵源，以了解劉卲用以建構前述諸觀念所利用的思想元素是出自何處的。同時還將討論孔才是如何透過重新詮釋這些思想元素、並賦予它們新的意涵，以建構出帶有其自身的前述諸觀念的。 第三節，擬討論在《人物志》中具體呈現作為本體的「道」，或者說具備了「中庸之德」的聖人，其內、外在的形象應該帶有哪些特點。而由於《人物志》是一部紀錄、辨識、品評各種人才的著作，因此作為衡量一切人才基礎的聖人該如何辨識，與聖人是否有存在於這個現實世界的可能性，就成為整部書實用性成立的關鍵了。本章擬透過探討《人物志》中聖人形象的特點，以及書中所暗示的、可能的成聖之道，來解釋這兩個問題。 在第三章裡擬分三個部份，討論何晏的本體思想，以及以其本體思想為基礎所建立的聖人觀。 第一節，將先透過討論與何晏有關的史料，審視平叔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哪些議題產生過影響，並且藉著觀察、評估其影響的程度，以及那時或之後的人對何晏的評價，了解其著作和學術思想之特點，以為進一步研究其人、其思想的作準備。 第二節，將藉著檢視目前可以見到的何晏著作，討論其思想中作為使萬事萬物成立的本體─「道」，以及作為事物特性的「德」等概念的含義。並且透過探討其本體思想如何解釋本體使事物成立這樣的問題，了解在其本體思想體系中「道」與「德」的關係。而由於眾所週知的，平叔使用了《老子》等道家經典的觀念討論儒家經典，因此本節也擬探討何晏如何藉由自身的重新詮釋，調和儒、道之間思想的矛盾，以建構出帶有其獨自特色的本體思想體系。 第三節，擬透過審視目前可以見到的何晏著作，以及前一部份所討論出的結論，嘗試進一步觀察平叔本體思想中的聖人觀，具有哪些特點。 第四章也擬分三個部份，討論王弼的本體思想，以及以其本體思想為基礎所建立的聖人觀。 第一節，擬先藉由討論和王弼相關的紀錄，觀察輔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對哪些議題產生過影響，並且透過審視、評估其影響的程度，以及時人或後人對王弼的評價，了解其著作與學術思想之特點，以為進一步研究其人、其思想作準備。 第二節，擬藉由討論諸如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等著作，探討其思想中作為使萬事萬物成立的本體─「道」的含義，並透過討論其本體思想如何解釋本體使事物成立這樣的問題，了解在其本體思想中本體與事物的關係。 而由於眾所週知的，輔嗣和何晏一樣，都使用了諸如《老子》等道家經典中的觀念討論儒家經典，因此本章也擬探討王弼如何藉由自身的重新詮釋，調和儒、道之間的思想矛盾，以建構出帶有其獨自特色的本體思想體系。不過湯用彤已經指出，輔嗣思想會合儒、道最明顯的地方，就是其聖人觀念。而王弼思想中的聖人觀念中儒、道思想衝突較為顯著的問題之所在，就是關於「儒教之禮樂」的部份。因此本章的第三節，便擬透過檢視輔嗣的著作，以及前一部份所討論出的結論，嘗試進一步觀察王弼本體思想中的聖人觀，具有哪些特點。在這一節中，除了解釋「成聖之道」、「聖人形象論」等問題之外，並且將特別探討輔嗣如何融會儒、道思想，使得他不但可以充份利用道家的思想解釋儒家的觀念，同時又可以不失儒者矩矱地尊孔抑老，即：提倡仁義禮敬等儒家德行、並主張以之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換句話說，就是探討在王弼的思想中，聖人是如何進行「無為之治」的問題。 第五章，則擬以前面幾章的結論為基礎，回到歷史上略為觀察：在何、王玄學的本體思想與聖人觀盛行於曹魏末年和西晉之後，對當時哪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可能發生過影響力，以及可能促成了哪些士族社會、政治行為特點的產生，乃至於前述特點對那時政局的發展所造成的衝擊。本章並且試圖指出：在東晉，即使還存在著其它幾派玄學思想（如竹林玄學、郭象玄學、張湛玄學等）、甚至連佛教也開始流行，但是似乎依然可以看到某些源自何、王玄學的特點，持續地在學術思想、社會與政治等方面，發揮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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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的是籍貫出自陳州的符氏家族，起自唐僖宗乾符年間（874-879），終於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歷時約兩百五十年，總計十個世代。按照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晚唐至後漢」，陳州符氏因為投身強藩、勇敢善戰，自寒家拓展為將門，又因廣建人脈、善觀情勢、聲望顯著，得於亂世求生存；第二階段——「後周至宋太祖朝」，陳州符氏於後周成為外戚，地位達至鼎盛，但在宋初因為太祖猜忌宿將、裁抑藩鎮、澄清吏治，地方勢力完全瓦解；第三階段——「宋太宗朝至北宋末」，陳州符氏因為太宗得位再度成為外戚，政治地位一度復興，然而隨著族人未能典軍、立功，又沒有及早由武入文，因此終究不能成為朝廷中堅，只能仰賴蔭補制度與通婚皇室維持世代為官，最後隨著北宋滅亡銷聲匿跡。若從長時期的角度觀察，陳州符氏乃是唯一一個自晚唐興起、歷五代不衰、存續至北宋末的武將之家。然而，如此享有盛名的「舊將門」，在宋朝卻被「新將門」取代，政治、社會地位更是不比「士人家族」。究其原因，固然乃是太祖刻意防範所致，但也與政治文化轉變、崇文抑武風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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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靖康之難後，避難於南方的宋高宗仍無法免於來自金人的軍事壓力，南宋政權能否在南方生根立足，如何因應金人的進犯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過去的研究中，對於南宋如何抵擋金人的入侵，多半著重在和議的討論上，本文的目的在於，希望從軍事的層面上，以淮南地區為例，瞭解南宋對於邊防的經營及規劃。 本文的第二章在介紹南宋初年淮南的歷史地理背景，可看出淮南因為受到戰火及盜賊的破壞，當地經濟狀況凋弊。同時，在地理環境方面，淮南雖然擁有許多水資源，但仍有邊防上的漏洞，若要阻止金軍的入侵，宋軍仍要在此進行軍事上的規劃及佈局。 第三章在討論呂頤浩為相時，南宋主要採取的邊防策略，大致可以「堅壁清野」來含括之。即讓淮南的官府百姓自行避難於有地形優勢的山水寨中，宋軍則屯駐在長江以南，不輕易與金軍交鋒。這是因為南宋的許多官員都已觀察到，金軍有糧食補給上的弱點，以及宋軍有戰力低落，為藏己之短，同時打擊金軍，故而有堅壁清野的作戰規劃。 第四章為討論金齊聯軍之役的意義。在這場戰役中，除了可看到堅壁清野的成效之外，同時還可看到宋軍對金軍採取了新的戰術，有轉被動為主動的端倪，故觀察南宋對淮南邊防的經營，此役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第五章是金齊聯軍之役後，南宋對淮南的邊防規劃，大致可分為三種。這三種對於淮南的邊防規劃，都是為因應當時的環境，以及主事者自己的個人條件而出現的。雖然有的規劃較為積極，有的規劃較為保守，但與呂頤浩時期的規劃相比，南宋不再只是畫江死守，而是力求在淮南抗敵，使得南宋得以立國的江南地區，不再輕易的遭受攻擊，南宋也才得以日益穩固，開創出有別於北宋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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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南清志士首開風氣，刊登求偶廣告，1905年王建善也呼籲女青年，與其通信訂婚，兩人打開了徵婚廣告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那麼「徵婚廣告」在近代中國的出現，被如何看待，它最早的形式為何？後續的發展又是怎樣？本研究以1912年至1949年為限，採用《申報》與《世界日報》上的徵求廣告，論究近代「徵婚廣告」的出現、發展與流變，並分析廣告蘊含的內在意義。藉由徵婚廣告、大眾輿論回應、社會新聞、文藝作品、社會調查等眾多不同的材料，探究徵婚廣告為中國婚姻所帶來的變化與刺激，以及徵婚廣告所涉及的婚姻問題。 第二章首先討論徵婚廣告出現的婚姻史脈絡。透過對近代婚姻與戀愛議題、社交擇偶環境的分析，論究新式擇偶妙法的出現，包括通信交往、婚姻介紹所等其在民國時期的實踐，與其為婚姻與社交所帶來的轉機，反映近代追尋婚姻自主權的努力與各種嘗試。同時探究徵婚廣告在清末的初次登場，與所引發的爭議。隨後，第三章分析1912年至1949年間，徵婚廣告內容上的變化，與其所反映的婚姻觀與婚姻問題，深入剖析徵婚廣告的自我表述與社會意識。 第四章則爬梳1920年代以後，各類的社會調查與徵文活動，觀察1920年代至1940年代，擇偶條件與婚姻觀的特色及變化。接著並以社會調查、徵文活動所得出的結果，對照徵婚廣告呈現的擇偶觀，分析比較兩者的異同，釐清理想與現實的考量。第五章以社會上現實的徵婚案例為本，說明徵婚本身存在的弊端──虛偽與欺騙，以徵婚詐騙、騙財、騙色、重婚、納妾，及冒牌徵婚的商品廣告為線索，揭開徵婚廣告在社會各層面的呈現。面對暗藏玄機的「徵婚」「廣告」，藝文創作多半以負面形象描繪廣告徵婚，與社會輿論則從一開始的讚揚，支持與反對的勢均力敵，到一面倒的批判，呈顯出社會輿論中徵婚廣告形象的流變。 檢閱徵婚廣告，除了可以窺見民國社會的新舊思潮之外，還可以得知徵婚廣告中所透露出的婚姻觀，並非單一舊式或新式；而是受到各個徵求者不同的動機，致使徵婚廣告既成為舊式婚姻觀的載體，也傳遞新式的婚姻理念，反映了舊有的婚姻實踐，如兼祧、納妾透過新的徵求婚姻方式，繼續活躍於民國時期。徵婚廣告，一方面表述私人情愛的追求，一方面呈顯特定歷史時空下的社會意識，既是公眾間的私密，也是私密世界的公開，同時見證了尋求婚姻在傳統「公事」與現代「私事」的接續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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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1860-1938)的一生，經歷滿清皇朝、中華民國與滿洲國三個政權。在這段時間中，中國歷經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變，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外交之層面，皆有相當程度之變化。身處在這個時代的鄭孝胥，在其長達五十七年(1882-1938)的日記中，不同程度地反應或記載其親身之經歷與體驗。有鑑於鄭孝胥在其生涯中與日本長久而頻繁的互動，因此筆者擬以鄭孝胥的日本觀為中心，藉由他所留下的《鄭孝胥日記》與其他相關史料，來試圖瞭解鄭氏日本觀的變動過程，與其對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所造成之影響。 於本文中，第二章的內容在討論鄭孝胥如何面對當時中國環境與風氣之劇烈轉變，以及在首次接觸到日本政治、文化與人民後，進而建立與調整自身對日觀點的一個初步過程。本文第三章的時間斷限將以戊戌變法作為起點，而以九一八事變前後做為結束。其中筆者再以辛亥革命為界，將此一時間斷限分為兩個階段，以觀察鄭孝胥這段時間的日本觀轉變的過程。在第四章中，筆者將以鄭氏於《日記》中對於其王道主義的相關記述，以及一些相關的零星演講稿作為分析材料，試圖探討鄭孝胥如何定位他自己的王道主義與日本儒學界中的王道政治論兩者之間的關連性，以及此時他對於日本的觀感等命題。 本文顯示：在民國創建前，鄭孝胥將日本定位為可以讓清廷與中國在物質水準與工商業技術上提昇水準的一個對象。辛亥革命爆發以後，為了讓復辟大業早日實現，鄭孝胥把日本視為一股能讓他所遵循、信仰的儒家價值傳統與君主制度在中國重生的重要力量。滿洲國建立後，鄭孝胥對日本的友善觀感提升到最高點。但隨著時局的變遷，鄭孝胥終究無法讓日本對其政策與主張持續的支持下去。而他希望拉攏日本以協助溥儀重登大寶的理想，也只不過是一場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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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男同性性犯罪問題，也就是古代律法典籍指稱的「雞姦犯罪」歷史研究，在過往明清男風現象的議題討論中，事實上較少碰觸。過去在探討明清兩代男色問題，主要焦點多集中在士人紳商與伶人歌童之間的互動，而研究材料也多以小說詩詞與士人文集為主，對於一般群眾的同性情慾現象少有探討。即便在研究中對於一般群眾的同性情慾現象有所涉獵，然而對於雞姦犯罪的產生因素、相關律法條例的演變，以及其他因該種犯罪行為衍生出來的各項問題，並沒有作更加深入的討論。基於如此因素，本篇論文即以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為論述基礎，透過《內閣大庫檔案》以及《內閣漢文題本刑科命案類：婚姻姦情專題》兩項資料庫中所收錄的雞姦犯罪檔案為主要材料，透過律例條文的沿革、犯罪行為的動機因素，與律法條文實際運用三種面向，探討清代乾隆時期一般群眾的雞姦犯罪問題。 透過一千九百二十五件檔案的研讀整裡，可以觀察到在男同性性犯罪的問題層面上，無論是律例條文的懲罰程度，還是欲行侵犯的動機因素，抑或是罪刑罰責的審判處理，事實上與一般男性侵犯女性的律法規定、犯案動機與審理方式彼此類似。由此可見，清朝乾隆時期的中央政府，對於男同性性犯罪的判決處理，並沒有因為其中的特殊性質而加以隱諱不言。相反地，地方官員與中央政府是將雞姦犯罪行為，視為存在於群眾之間的社會問題，與一般男性侵犯女性的犯罪相同，需要透過法律條文加以管制約束，以達「慎重民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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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廟是在太廟之外又設立的宗廟，屬於帝室祭祀制度的一環。這個制度開始於西漢，而在宋代臻於完備。因為祭祀對象是帝后的肖像（神御），而有神御殿或影堂等異稱。兩宋同時的周圍諸國，大多接受採行了這個制度，自然對之後的蒙元王朝有所影響。佛教轉輪王的思想與草原崇奉偶像的傳統，也讓元廷更容易接受漢地的原廟。本論文是對元代原廟制度的初步考察，考察的重點置於原廟管理官署之一的太禧宗禋院。 元代的原廟設置相當多元。包擁儒、釋、道、景四大系統，又可區分為五個管理機關類別，其中以佛教系統最為鉅大與重要，明顯有別於前代。太禧宗禋院作為佛教系統中一分支的主管機關，約至文宗天曆年間建置完成，統合此前負責管理個別皇家寺院的會福、殊祥二院。組織架構以宗禋院為首，下轄五個總管府，總管府又有附屬官署廿餘個，成為官吏員數達三百五十餘名的龐大官衙。其轄下諸總管府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各有該管數所皇家寺觀，在文宗前歷經數度的機構設立、變革與整併。而順帝至元六年撤廢宗禋院，將其轄屬改隸宣政院，因史料的侷限，改隸後的發展不明。 太禧宗禋院主要職司的事務，有皇家寺觀的營繕興輟、錢糧出納與神御殿祭供事宜等項。不過，看似明確的職掌，卻因疊床架屋的蒙元官制，「一事而分數官」，致使權責反而隱晦。神御殿祭供事宜本是最為重要的職責，卻由於元代原廟系統眾多，而宗禋院僅為其中一分支的主管機關，身份亦不過助奠配角，可謂是個相當清閒的官署。 目前可知太禧宗禋院歷任院使，約有十九位。至今未見漢人或南人出任的例子，或許可以說明院使的任命，族群背景是考量的重要因素。與宣政院相較，宗禋院院使是否為皇帝所親信，似勝過於對佛教業務的熟習。建置初期的院使多由他官兼領，無內部屬官晉升者。中書省、御史臺與樞密院的官員，出掌宗禋院的機率甚高，宗禋院使後任職務亦以此三機構為主，轉任或由宣政、太常二院出任者並不多。至於院使以外的正官與首領官，以漢人或廣義漢人佔大多數，說明漢族官員在此機構負責處理實際事務。而院使多為怯薛執事且受皇帝之親任，其下官員則由吏員或進士出身，而吏員出職者為多，品秩也較高。另外，「僧俗並用」是否見行於太禧宗禋院，尚無法得到確證。 蒙元制度往往取決於蒙古貴族統治意識的左右，構成其在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元朝的原廟制度也可作如是觀。就其奠立的兩個關鍵時期——世祖朝與文宗朝，前者決定了原廟設置的多元性，後者則試圖進行管理機關的統合。文宗的改革顯然並不成功，這也讓中國原廟第一個專責官署的設立，成為位階雖高，但運作成效不彰，儼然是一個清閒而冗散的機構。至於元朝原廟以佛寺為主要的設置地點的傳統，未為明清所承襲，其間去取沿革，值得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