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東北沿海的海墘地帶（Weld Quay）於19世紀末期形成，自形成後此處即作為檳城繁盛海洋運輸貿易的重要腹地，而後，以姓氏為單位的數個結群陸續遷移至此處，至20世紀中期陸續形成現今的樣貌，至今留有姓林橋、姓周橋、姓陳橋、姓李橋、雜姓橋與姓楊橋，連同五條路區域的填海區域，這些領取臨時地契的大片木屋區被外界通稱為「姓氏橋」（Clan Jetties）。 以「界域」（borderlands）作為理解各橋所處於多重邊界的狀態，包括空間位置、生計方式與結群特色等，筆者試圖指出在不同歷史性中，其皆處於由相異分類方式所支配或者賴以維生的邊緣性（marginality）狀態，包括1980年代末期檳城經濟的轉型、2000年代檳城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前後時期。在一次次與全球力量交會的過程中，使得對於橋民而言，無論在生活與生計方式下，與海洋緊密相連並富含許多人際網絡的「海墘」意義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供國內外遊客與本地中產階級所觀看的「姓氏橋」。 在此篇論文中，筆者即欲探討在這些相異歷史過程中，多重邊緣性狀態的形成機制，如何與其所處的界域狀態互動，無論是延續、或者是產生變異的過程。最後，筆者試圖指出，海墘人群所面臨的多元認同與連帶關係下的掙扎與游移處境，其也可能是檳城在歷經英國殖民時期、馬來西亞獨立而後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定分類人群所歷經的普同處境，以此，我們試圖較為動態地思考檳城華人社會的異質展現。
參考文獻
1993 人類學的海外研究：兼論一個新的方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Kota Kita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00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JMBRAS 33: 197-246.
Bideau, Florence Graezer and Mondher Kilani
延伸閱讀
- 潘怡潔（2019）。流動的邊緣性：檳城姓氏橋與「海墘」意象的轉變。考古人類學刊，(90)，107-152。https://doi.org/10.6152/jaa.201906_(90).0004
- 魏正婷（2018）。混雜的時空:從台北霞海迎城隍祭典看文化展演與地方認同〔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342/NTU201802296
- 陳柏言（2016）。沙上的足跡：論二十世紀初「國民文學」論述的建構與消解。奇萊論衡：東華文哲研究集刊，(2)，123-14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60705002-201609-201609220016-201609220016-123-146
- 馬建華（2007）。南戲《劉錫沉香太子》在福建遺傳的新發現－試論閩西傀儡戲《寶帶記》的形態特徵和定型年代。戲曲學報，(1)，29-66。https://doi.org/10.7020/JTCT.200706.0029
- 孫松榮（2018）。口音政治的懺情錄 論「家庭備忘－記憶與遷徙之島：東南亞新住民主題當代藝術展」。PAR表演藝術雜誌，(309)，94-95。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0213139-201809-201809170005-201809170005-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