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討近代臺灣電力發展的諸多面向,將電力視為新能源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的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研究地區並擴及當代其它國家電力發展的比較,並探討日治時期「近代化」的步驟與意涵。 第一部份透過日治時期各電力公司每半年出版一次的《營業報告書》觀察電力部門是否有規模經濟的特性,進一步闡明資本額與營業利益最佳化的比例關係,證明電力自然獨佔的特性是來自法律政策的強劃而非自然演進,藉以說明長期以來「電力國有化」的政策觀點,其實是一種缺乏實證基礎、刻意塑造的衍生與複製,進入市場最難的不是資金門檻,而是這種政策迷思構築的僵化藩籬。 第二部份透過臺灣與日本電力發展的比較,勾勒出兩地發展的特徵,更能看出臺灣電力部門發展的不完整性,忽略中產階層及女性在新能源普及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是造成臺灣電力發展無法深化並始終停留在初級階段的主因。 第三部份透過營運數據比較,說明臺電的日月潭計劃失敗原因是基礎調查的不確實,反映自後藤新平以後科學調查與政策形成彼此關係的變化。其次,臺電享有最大資產總額,但營運數據卻敬陪末座,臺灣總督府電力政策長期無法落實,獨佔優點未能發揮,數千萬圓的投資反不如其它電力公司的營運數據,反映臺電是個人事結構老化、經營低效率的組織。 第四部份說明日月潭計劃的形成背景,對臺灣社會的衝擊是造成第一次股票投機熱潮,全臺灣總人口的0.3-0.5%都參與了認購臺電股票的經濟活動,也是臺灣社會互信基礎因股票投機而動搖。其次,1931年日月潭外債時間點與日本民政黨實施「金解禁」政策有聯動關係,財政貧乏的日本政府,其實利用日月潭外債數千萬圓資金移動的時間差,做為補充日本外匯存底的貨幣工具,並非單純回應臺灣工業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