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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策略分析

本論文以我國自1997年委請我友邦向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申請成為觀察員開始，以迄2009年我獲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幹事長陳馮富珍正式致函邀請行政院衛生署以觀察員身分出席第62屆世界衛生大會止，歷經13年期間，不同執政者推動我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此一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政策評析，並以中國大陸、美國、歐盟及日本等主要國家的支持立場為政策變向，探討影響我國在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鍵因素。 此外，本論文佐以國際關係理論中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部分觀點，期盼以學理的基礎印證研究假設的正確性。至於本論文與相關論文著作不同之處在於：（一）對於影響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政策之國際因素提供更深入的探討；（二）略過民間團體對參與WHO的影響力，而將研究焦點集中在政府政策的得失分析；（三）除了分析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及馬英九總統3任總統在參與WHO的策略外，更討論政府在不同時期所提出推案名稱的利弊分析；（四）臺灣在2009年4月29日獲邀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稱參與WHA之後，本論文亦藉以探討後WHA時代臺灣應如何參與WHO；（五）增加政府官員的訪談記錄，彌補本論文在資料蒐集的不足。 面對臺灣在2009年WHA之後仍必須持續與中國大陸協商往後的參與一事，本研究認為，儘管國內有關主權式微的爭議尚未止息，然後在兩岸關係改善後，以協商取代以往的對抗將不可避免，也將是臺灣從中找到國際生存空間的契機。以彈性、務實的訴求是臺灣在現階段國際局勢中的較佳策略，臺灣期盼獲得國際組織會員的機會並非2009年成功參與WHA後就可一步到位，因此仍須嗣日後兩岸關係及國際局勢加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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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菁英甄補之制度化研究 － 以「十七大」政治局為例

在民主國家，政治菁英係採公民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方式產生，其甄補則以內閣更迭或由定期的政黨選舉所形成，威權體制國家由於制度因素及其特殊歷史背景，政治菁英除不由公開的公民選舉或間接選舉產生之外，其甄補過程亦迥異於民主國家。中國執政之政黨為中國共產黨，故中國之政治菁英即為中共菁英，中共菁英成員之產生方式及甄補過程皆於中共內部所發生，而中共菁英的決策對於中國的發展亦具有直接且深遠的影響。 中共在由毛澤東、鄧小平所領導的時代，由於領導人具有領袖魅力，其權力轉移和菁英甄補過程帶濃厚人治色彩，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由於接班梯隊缺乏建國功勛及革命事蹟，權力繼承的正當性雖仍帶有人治色彩，但漸漸轉向制度化發展。 在中共權力結構的分佈當中，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常委為最高領導核心，依次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全國黨代表，其成員之甄補方式雖有中共黨章所明訂之條文可依循，但由於產生過程多採合議制及非公開方式，故研究中共的菁英甄補，須從中共的歷史發展脈絡，及菁英成員的背景、派系和經歷進行分析，以找出其於甄補過程中所形成之制度化因素。本研究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所產生之政治局為主，以政治局委員為主要分析對象，並進一步分析政治局內成員的分佈情形、及中央委員進入政治局之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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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外交政策之研究—以冷戰時期的新加坡為例

大國由於擁有充沛的資源及影響力，因此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並且主導著國際社會的秩序。然而小國在與大國互動時，並非一直處於任大國宰割的地位。小國如何增加自身的能力，以在國際社會中維護國家的生存與安全，並且在與大國互動中爭取自身的利益，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本文中認為小國係指在相比較的情形下，脆弱性較高的國家。由於小國脆弱性高，可用資源不若大國豐沛，故小國在戰略的選擇與國家資源的運用上必須比大國更為謹慎，以避免造成國家的損失，並增加國家自身的利益。為達到此目的，當小國在與大國合作時，應該設法增加大國所能得到的利益；當大國準備對小國不利時，應設法增加大國該行為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透過對大國造成利益或成本的增加，小國在與大國互動時較能維持自身的利益與安全。 甫獨立的新加坡由於本身資源的匱乏以及土地面積的狹小，因此該時期新加坡在外交上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維持新加坡的獨立與安全。新加坡所擁有的資源中，最重要者在於新加坡的戰略位置優良；透過該項資源的運用，新加坡發展了自身的經濟，並且得與其他國家互動與合作。戰略位置這項資源之所以能為新加坡帶來龐大的利益，在於許多國家對於該項資源的需求與重視，以及新加坡係該資源的唯一供給者使然。透過資源的運用，新加坡與許多國家的利益緊緊結合，而使得自身的安全與利益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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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下的中港關係（1982-2007）－從整合理論的角度分析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港關係有了新的開始。在前過渡期，中英雙方關係基本上是融洽的，中英雙方基本上是以合作為主。中共確立以一國兩制作為理論基礎，透過制定香港《基本法》實現一國兩制的對港政策，成為這個時期中共對港政策的重點。六四事件後，中共對港政策出現改變。在制度面上，《基本法》在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設計上，突顯了中共的意志與對香港民主化的懷疑。六四事件確實影響了中國對香港的態度，而中國透過《基本法》樹立起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架構。 香港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氛圍與港英時代不同，隨著港人治港的政治訴求在香港落實，港人要求特區政府能對香港人民負責。然而一場亞洲金融風暴，港人積累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北京重新審視對港政策，改採主動介入策略。香港遭遇金融風暴的襲擊，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北京及港府為了挽救香港的經濟，加速香港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成為必要的方向。 面臨亞洲金融風暴、SARS及港人對港府的信任度跌落谷底的情形下，北京方面為了挽救香港經濟以及董建華在香港的威信，毅然決定與香港簽訂CEPA，透過經濟上的整合，試圖復甦香港經濟。在CEPA的簽訂與談判過程之中，對北京與香港雙方都有利及各有考量的情形下，談判過程可謂順利。CEPA的簽訂也標示著中港雙方的經濟整合由市場自行整合擴散到了政治菁英的合作。經濟整合在雙方互蒙其利的情況下進展快速，CEPA的各項補充協定也陸續出爐，加速中港的經濟整合，亦使香港經濟逐步內地化，香港經濟已不可能脫離中國，故在經濟的整合上，中港之間可說日益密切。 回顧本文，吾人可以發現整合理論在中港整合過程中的適用性與侷限性。從整合理論的三個面向：聯邦主義、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來看，聯邦主義主要適用在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上。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在整個中港的整合過程中，似乎只有前過渡期由於中英雙方的關係較為平穩，故雙方在經濟面上的合作才能擴散到政治的整合。而後過渡期與回歸之後，儘管雙方在經濟整合的步伐上從未停止，經濟的整合似乎並未有效地擴散到政治面，故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中港整合，似乎侷限性大於適用性。最後，從新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共的政治菁英對於中港整合的態度較為一致，而在香港的政治菁英方面，除了民主派的人士之外，對與中共進一步整合的態度基本上是支持的，中港政治菁英的態度使中港整合更加快速，故新功能主義的適用性大於其侷限性。 最後，筆者認為，綜觀整個中港關係可說分成制度、政治與經濟整合三軌進行，制度建立、政治整合失敗但經濟整合成功，可說是自一九八○年以來中港關係的總結。未來的中港關係可能亦會如此發展，即港人對進一步與中國的經濟整合充滿期待與信心，但對政治整合則敬謝不敏。因此，對北京與香港的政治菁英而言，如何將經濟整合的成果再次擴散到政治面，重拾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加速中港之間的整合進程，才是北京與香港雙方要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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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台灣政黨的聯合

論文摘要： 2000年後台灣政黨的聯合，幕起幕落，令政治觀察家目不睱給。本文列舉十個選舉聯合案例、五個立法聯合案例、四個執政聯合案例，除對各案例成功、失敗之因提出見解，並徵引聯合理論（最小獲勝標準）加以詮釋之，為國內首開選舉、立法、執政聯合三面向整合研究之著作。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政黨聯合的經驗，成功比率最高為選舉聯合，其次為立法聯合，執政聯合則全部失敗。台灣政黨聯合多由政黨領袖峰會啟動。跨越意識形態的政黨聯合，尚無成功經驗。台灣政黨的聯合現象是最小獲勝標準的反例。 本文研究台灣政黨聯合現象後，對聯合理論提出新修正觀點：「當政黨聯合符合政黨領袖利益時，則獲勝聯合出現」。文末提出台灣政黨聯合機制之研究建議，其程序為：召開政黨領袖峰會、發表共同行動綱領、簽署聯盟共同協議以及政黨執行協議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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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違憲審查在台灣民主鞏固時期之角色分析

憲法乃國家與人民的契約，現代民主國家，多以成文憲法來規範國家之權力行使，而司法違憲審查乃是憲法精神得以實踐與落實之機制。大法官會議為我國唯一之釋憲機關，肩負憲法賦予釋憲之重責大任，凡有關政府機關權限爭議問題及人權問題，最後仍須仰賴大法官解釋來解決，由此可知大法官解釋與民主鞏固之關係，相當密切。 台灣擁有豐富的文化及民主的社會，其歷史背景亦相當獨特，此為台灣政治值得研究之處。在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不少「政治問題」與「人權問題」，而司法違憲審查是否能扮演解決問題及促進民主的關鍵角色，乃為研究者甚為關注之議題。易言之，台灣在民主鞏固過程中，勢必有許多人權、政治與司法問題要面對及解決，而這些正是政治學者或相關領域學者應關切之處。因此，本論文欲從司法違憲審查對於人權保障與政治問題之解釋結果，來探討司法違憲審查在台灣民主鞏固時期之態度與立場。 由於每個國家均有其獨特的政治背景與歷史文化，是故，司法違憲審查的制度設計不盡相同，其對於民主鞏固扮演之角色定位亦不相同。本論文旨在探討及分析台灣的民主鞏固現況，透過民主鞏固理論及司法違憲審查的檢視、適用與反思，以政治學之立場，做一個深度的探討與分析，以期對於台灣民主鞏固現況及相關研究，能有所助益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