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地方發展型國家」分析架構,經由比較台北和上海雙城科技園區發展經驗,試圖在地方國家的尺度上重新審視發展型國家理論,並設法處理不同尺度空間組織的互動關係。採作用者觀點(agent-centered perspective)比較研究途徑,將地方國家視為作用者,其他空間組織間的互動形態視為制度安排。地方國家能力與當地制度安排稟賦之高低,形成鑲嵌、隔絕、領導、跟隨四種對應模式。經濟發展經由不同發展途徑,形成不同策略選擇彈性。 上海張江園區的發展途徑,可描述為地方國家能力先得到提昇,並扮演領導的角色。地方國家為達成長期發展需忤逆調節短期利益,壓抑落後產業部門並培養高成長潛力的廠商和組織,強化組織間的互動與聯繫,達到地方制度安排資源稟賦的轉化與提昇。相對地,分析台北內湖園區的發展,則需關注於台北在運籌管理和生產服務的相對優勢。當地制度安排稟賦的提昇,主要是由於跨尺度空間組織的互動作用,而比較不是由於地方國家。此時,地方國家需要扮演學習跟進的角色,以促進國家社會的再鑲嵌和持續發展。 本研究著重探討不同制度安排下,地方國家於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與限制,論述其策略選擇彈性,突顯動態學習的重要。分析時雖然把地方國家視作用者,但並非認定地方國家比其他各種尺度空間組織在經濟發展上具有更強的作用,亦無意建立地方國家的政策干預與地方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係。然而,本文提供了一個關於發展、學習與地方國家角色的分析架構,嘗試由發展型國家理論視野,聚焦於地方國家與其他空間組織間的互動,重新審視於鑲嵌和自主性,並補充修正地方統合論對於地方經濟發展解釋的侷限。
為了持續優化網站功能與使用者體驗,本網站將Cookies分析技術用於網站營運、分析和個人化服務之目的。
若您繼續瀏覽本網站,即表示您同意本網站使用Cook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