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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經學時期「儒學法家化」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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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武帝獨尊儒術後,漢儒所謂通經致用,並非空言,其表現於法制上最顯著者,就是「經義斷獄」。惟西漢自博士官既置弟子,則博士教授亦自漸分經專門之途,經說不免歧異,為差不甚懸絕。其間不祗有公羊、穀梁的齊、魯之爭;更有今古文之爭,彼此互斥、各張門戶。文人辭賦,喜做前人名作,使得西漢儒學新形態在董仲舒之後,未能得到發展。儒學經義陷於支離破碎,且不合統治要求的反神學思潮,在民間和一些學者中間,正逐步滋生、發展。在此日益發展的新形勢下,宋漢統治者面臨思想界這樣的形勢,需要對識緯神學作更多義理和哲理上的論證,以鞏固其統治地位。而白虎觀會議以「共正經義」,統一了經學的統治思想後,經今、古文學派的政治上對立的意義消失,逐步趨向融合,而以鄭玄集兵大成。鄭玄兼治今古文經,把捉孔子為道德家的精神,而有「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宣告,正為漢代儒學法家化的寫照。 然而,兩溪儒學自鄭玄而後,表層上雖有儒家的禮法,作為外王的措施,而在內聖的層面,則是道家修心養性的方式。這種外儒內道兼法的格局,事實上的確可以融通中國哲學思想,使其落實到具體的人生。不幸的是,儒學經過白虎觀會議在統治者的「欽定」支持下,雖成為具有法典意義的總結文字,但卻使儒學沒落到具文的禮法,變成重形式,忽略內容的桎梏。本文為明其肇因與影響,乃從「儒林異化,今古相爭」,以說明西漢儒學經義的分歧及其致用之道;次就「讖緯當道,儒者論衡」,以說明儒者對董氏天人感應的批判。再就其東漢明章之世「共正經義,推崇孝道」,以論兩漢儒學法家化的根基,及其「以刑弼教,齊化義外」對後世的影響。

被引用紀錄


吳朝欽(2009)。王充天道思想之連貫性一以氣為本體、自然為規則的探討〔碩士論文,元智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838/YZU.2009.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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