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日同盟關係先後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冷戰時期的美國主導、日本配合之模式；從1980到1990年代則屬於第二階段，美日兩國一度因為經貿衝突而影響美日同盟關係的進展；然而在2000年以後，由於美日安保體系的合作範圍擴大到區域與全球層次的軍事安全議題，美日同盟關係因此在21世紀初期才真正具有「聯盟」(alliance)的實質意義與互動行為。其中，美日安保體系自1990年代進行「再定義」的調整，並且落實在美日兩國相關防衛政策與軍事部署的合作，對第三階段美日同盟關係的演變，實有相當關鍵的影響性。而且，美日安保體系的轉型，除顯示國際秩序劇烈轉變及其對美日同盟關係之影響外，更突顯出東亞區域秩序在2000年前後的激烈變化。本文的撰寫就在於嘗試分析美日安保體系之所以進行調整的原因及其美日同盟與東亞秩序的影響。
被引用紀錄
郭文憲（2018）。日本安倍政權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846/TKU.2018.00807
吳國樑（2016）。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之研究(2007-2015)〔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846/TKU.2016.00379
錢威廷（2009）。從政治文化看日本的外交戰略—以小泉政府時期為例(2001~2006)〔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846/TKU.2009.00148
內木勝一（2008）。台灣問題對中日兩國關係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846/TKU.2008.00499
姜慶萱（2015）。亞洲開發銀行中的非正式治理〔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doi.org/10.6342/NTU.2015.0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