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書寫論述,從詩詞跨足到小說文本,雖說僅是一線之隔,但是卻走了一段漫長的路程,她們從詩詞抒情寫景的個人內在表達,進入一個文人話語的公眾領域,女性小說作者的出現,把清代文學中兩性的制約定數內(私人)/外(公眾)之別逐漸淡化。 顧太清以「雲橙外史」之名發表小說《紅樓夢影》,檢視女性參與小說撰寫的歷史,此書的確爲中國女性書寫翻開新頁。而王妙如《女獄花》與邵振華《俠義佳人》的出現,則能表達女性寫作小說的意識丕變。女性寫作小說必須從社會文化的支流匯入主流的走向,才能回歸小說創作的本體價值,讓女性的發聲得到全面性的迴響。至於《說苑珍聞》、《中國古代小說總目》、《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以及《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均臚列嚴蘅所著未竟本《女世說》,如果把此書歸類爲小說之列,它將取代首部女作家小說的位置,因此本論文將一併討論嚴蘅《女世說》被稱爲小說的適當性。 從文言筆記體到彈詞小說,從彈詞小說到自話通俗小說,女性撰寫小說的體式在晚清發生重大的改變,她們選擇撰寫通俗小說的決定,讓小說都作在女性文學區塊中不再被視爲禁忌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