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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生命教育的提出在1979年,國內則於民國86年(1997年)開始推動,並訂2001年為生命教育年,三年來無論在生命教育的目的、意義、內涵、方法、實務、基礎步驟等,多位學者已提出論述,而較欠缺的是從時代背景來研究生命問題產生的原因及推動生命教育的時代意義。本文擬精要地從西方十八、十九、二十世紀思想的演變及其影響,談二十一世紀所面臨挑戰及因應之道,並提出在此情況下生命教育的時代意義。西方傳統思想原本具備整合的世界觀;之後,知識與信仰的斷裂,使得理性主義得以興起,並帶來了啟蒙運動,也帶來了「進步理論」。十九世紀,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帶來了一種自利但無法利他的經濟行動;在科技上有更長足的發展,但也更難以駕馭,也造成西方現代思想與傳統思想的斷裂。二十世紀,出現經濟、科技與政治的拉鋸戰,國家及群體更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尼采的上帝已死之論,正式否定了人與神的關係,人與自己的神性部分開始疏離,人性部分也開始動搖。二十一世紀面臨的困境促我們必須反省科技政策、經濟政策、政治體系存在的意義、教育的基本目的及人類生命尊嚴的問題:若能將科技政策歸屬道德哲學領域,使科技的不當發展受到應有之約束,則可減輕社會對家庭及個人的衝擊;若能將經濟發展納入基本規範與應有的目的中,則可減少科技與商業無限制結合的可能,使人類教育發揮其應有之功能;若能整合優良區域經濟及政治體系、經營教育與文化的版圖;則可拓展文化的領域,為提昇人類文化,奠定厚實的基礎若能培養優秀的政治領袖,制衡無國界下之整體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操控勢力,則可使各國政治能發揮其主體性,作為實踐倫理的一環,以擺脫經濟與科技的牽制;若能重視教育的本質意義,重新檢視教育的內容與目的,以發揮教育的主體性;則可回應生命尊嚴的問題,為二十一世紀的生命教育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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