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a Female Self: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追求女性的自我：童妮．墨莉生的黑與白和湯婷婷的女戰士

何文敬(Wen-Ching Ho)

《美國研究》 17卷3期 (1987/09) Pp. 1-44

https://doi.org/10.7015/AS.198709.0001

摘要

本文旨在比較白與黑和女戰士中兩位年輕女主角的身分危機，進而反映美國黑人和華美文化間的異同。二書題材事實和幻想兼具，敘述則過去和現在並列；女主角畢蔻拉和婷婷不僅出身低微，而且在她們母親心目中是醜八怪。此外，她們在社會中分別遭到種族和性別歧視。遷居不但影響其生活環境，而且使她們身處兩種文化的夾縫裏。另一項影響她們自我觀念的重要因素，就是她們雙親（尤其是母親）對待她們的態度。畢蔻拉生活在一個缺乏愛和自尊的家庭里。她的母親視親生子女如草芥，卻將白主人的藍眼小女孩當寶貝；她在十二歲時遭到酒醉的父親強暴二次受孕。畢蔻拉不僅在家襄得不到適當的關懷和呵護，在社會中也屢遭各階層白人和黑人的歧觀。經過一連串的打擊，無處申訴的畢蔻拉不但否定了自我價值，而且更加渴望有雙藍眼睛，因為她的遭遇在在顯示：白人和黑人都喜歡藍眼女孩。懷孕而輟學的畢蔻拉終於發瘋，對著鏡子幻想自己有雙最漂亮的藍眼睛。由於被孤立在生活之外，畢蔻拉所處的世界，就她本身而言，是「我」和「他們」對立的；在設法超越「我」／「他們」對立的過程中，她把「眼」視為「我」（eye=I）。女戰士中的「我」個性較畢蔻拉堅強，她父母的教育程度較高，也無雙親失和、親女關係淡薄等家庭問題。婷婷生病或驚嚇時，她母親勇蘭都能給予適當的關懷和呵護。「說故事」是勇蘭表達她關心子女的一個方式。事實上，婷婷心目中的「中國」完全得自勇蘭的「說故事」。她從四位女前輩－無名女子、花木蘭（女戰士）、勇蘭和月蘭－的事蹟中發現：要在美國立足，就必須像女戰士和勇蘭一般堅強。婷婷在求學過程中發覺：在美國社會裏不說話就沒有個性，沒有自我。為了尋求自己的聲音，她不得不把中國的「我們」轉變成華美的「我」。找到自己的聲音後，婷婷終能對著勇蘭吐訴自己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