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閱讀
- 簡秀如、陳初梅（2014）。智慧財產局可否在舉發程序中就申請階段時已審查過的引證案作出不同認定？。理律法律雜誌（中文），2014(7)，21-22。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10408001-201407-201408110011-201408110011-21-22
- 莊名宇（2023）。晚於專利申請日／優先權日之文件是否可作為判斷「支持」或「據以實現」要件之基礎？－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專訴字第26號判決。理律新知，2023(3)，5-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201214002-N202304220003-00002
- 蔡瑞森、陶思妤（2020）。智慧財產局之核駁理由先行通知，可作為判斷刑事商標侵權故意之參酌。理律法律雜誌（中文），2020(9)，15-15。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10408001-202009-202010120019-202010120019-15-15
- 簡秀如、吳詩儀（2017）。智慧局未通知專利權人答辯即依舉發人未主張之證據組合撤銷專利權。理律法律雜誌（中文），2017(1)，8-9。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10408001-201701-201702070016-201702070016-8-9
- 陳初梅（2016）。專利舉發人於行政訴訟中可否認同智慧局舉發不成立處分，但要求法院審酌全新之前案證據組合或主張？。理律法律雜誌（中文），2016(7)，10-12。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10408001-201607-201608030010-20160803001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