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的撰寫，以朱一新的思想內部的分析為主，並嘗試結合晚清學界在「義理與事功」、「治人與治法」、「中學與西學」等議題上的討論，為朱一新的經世思想作一定位，並重新審視朱一新在晚清學術上的意義。 本文從三個角度切入來作分析，一是朱一新的經史之學，二是朱一新的天人思想，三是朱一新的西學思想。雖然分為三個部分，其間又是環環相扣：朱一新強調經史之學的重要，在經學之外，突出了史學經世的思想，對於史學的提倡是很有幫助的。朱一新治經著重於探求聖賢義理，希望能以此改造風俗人心；治史則措意於對掌握當代的實務問題的形成與發展，並由歷史經驗中提煉出解決之道。史學雖具實際作用，然而當時中國根本的問題在於世道人心不振，此則須深明經學，方能治之。可惜乾嘉以來，諸儒執守於考據之學，強調漢宋之分，將經學孤懸為空中樓閣，這就失去了經學的真貌，故朱一新治經雖亦間涉文字、聲韻之說，然更著力於發揮經中大義。在朱一新看來，漢儒與宋儒之用心實皆以經世為核心，學界的漢宋之爭實無必要。在學術方法上，漢學與宋學各有所長，他主張學者以漢學所重視的小學為研習經書之始階，而以宋儒義理諸書為探求義理之要道；在思想上，則強調漢宋儒的經學，皆以天人思想為主，宋儒之說並非反漢儒，而是在漢儒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天人關係談得更加完備。學者若能了解這一點，那麼漢宋實不必爭。另一方面，宋儒深知漢儒經學要旨在天人關係上，晚清《公羊》家卻主張漢儒治經要旨在於改制，並以此大倡變法之說，這是本末倒置的作法。在變法的呼聲下，許多人提倡西方的器物與制度，朱一新認為器物技藝是末事小道；而西方的制度，不分男女，不講倫常，與聖人之言不合，更不可以此為法度。至於時人認為先秦諸子學說，與西方思想有相符之處，多所討論。朱一新雖認同先秦諸子經世之志，然亦指出各家學說，皆有所偏，不如儒學之純粹無弊，是以學者之要務，當在探尋、發揚儒學思想，而不在闡發先秦諸子，更不當以此接引西方學說，造成思想上的動盪。朱一新以理學治身，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並希望以此教育更多的士人，端正民心，使風俗更為淳厚，則國之根本可定。而執政者若能改善貪瀆浪費之弊，並照顧廣大農民的種種需求，那麼國家的富強亦可致。 朱一新治學有其特出之處，也不免有所侷限。由於傳統倫常的思想，讓他對於現實政治並未提出什麼批判，雖曾上疏彈劾李蓮英，但是對於君主，只求其能修身養性，察知災異，而未能提出更實際的諍諫。對於學術界的種種紛爭，強調學術的整體性，欲溝通漢儒與宋儒在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想上的歧異，然而漢、宋儒所面對的問題不同，提出的學說理論也不相同，朱一新雖由天人思想調合二者之異，不過天人相應、災異之說，在西方科學的衝擊下，已幾無立足之地。而朱一新始終視西方科學為器藝小道，可能讓他低估了物質發展對思想所造成的影響。對於社會秩序，則求人心能復其初，不失倫常，在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下，未能正視人民追求物質的欲望，提出相應的解決之道。朱一新治史，強調學術史的眼光，然未能了解清儒對社會群體問題的探究，仍堅持著社會問題的產生在於人心不正，人心正則天下正，忽略了社會事務日益繁複，外在規範的確立與調整實有其必要性。若將學術以保守與激進為兩端，繪製一光譜，那麼朱一新在晚清的學術界，顯然是偏於保守的一端，而且與中間點有一段不小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