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稱詩及其詩經詮釋之研究

鄭靖暄(Ching-Hsuan Cheng)

指導教授 ： 張寶三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2004年)

https://doi.org/10.6342/NTU.2004.01868

摘要

本論文研究先秦稱《詩》，以探索先秦時期的《詩經》活動為主。首先，在論文的第二章，依據前人研究之成果，對《詩經》一書的編集過程與在先秦時期的流傳情況作一概述。其次，在論文的第三章，則劃分「稱《詩》」的類型，主要可分為：引《詩》、賦《詩》、論《詩》；其中「賦《詩》」是春秋時期特有的外交禮會活動，它藉由歌詠方式以達成政治外交之對話；「引《詩》」則是於言談之際引述，以作為增強立論之憑藉；至於「論《詩》」則是以「《詩》三百」為評論的對象，或論《詩》之主旨、內涵、功用等，另亦可細分為整體評論或局部評論。
論文的的第四至七章，則對研究範圍內的稱《詩》文獻進行較細緻之分析。第四章是討論記載春秋歷史的《左傳》與《國語》。《左傳》的「稱《詩》」內容，有「賦《詩》」與「引《詩》」二者；「賦《詩》」是外交上的禮樂活動，經由「賦《詩》」不僅可以進行對話，並且可以「觀他人之志」；至於「引《詩》」部分，則可再細分為時人「引《詩》」、「仲尼曰」和「君子曰」引《詩》；「引《詩》」原即是徵引故實以修飾言論的一種手段，不過由於「仲尼曰」和「君子曰」引《詩》乃是於史事發生之後始出的評論，與時人「引《詩》」出於史事發生當下不同，是故有所區別。時人引《詩》的旨趣，主要是藉引《詩》來標舉事理，懸為議事論政的準的，偶而也用以論人；至於「仲尼曰」和「君子曰」引《詩》則以論人為主，兼而論事。《國語》「稱《詩》」內容，和《左傳》一般，可分為「引《詩》」和「賦《詩》」二種；不過，在「稱《詩》」的數量上與《左傳》十分懸殊，雖無法確知其原因，但或許與二書本身所呈現之特色差異有關。
第五章則論述《論語》等其他現存諸子文獻之「稱《詩》」內容。《論語》「稱《詩》」，可分為「引《詩》」和「論《詩》」。從《論語》稱《詩》之中，可以看出孔子對於《詩經》一書的推崇，並時時誨人習之；其「論《詩》」之內容不外是對於《詩經》內容之性質、中和之美、與禮樂之關係等的評述，並且對「《詩》三百」的功能如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道與知識見聞的增益等有所闡發，同時亦看重《詩》的語言功能。《論語》中對於《詩經》的諸多評論，成為往後儒家《詩》教的指導圭臬。
《孟子》「稱《詩》」，亦有「引《詩》」與「論《詩》」之別。其「引《詩》」之大要，大致包含王道、臣道、擴充善端、孝道等主張的稱述，從孟子頻繁地引《詩》現象來看，即可體現他對《詩》所抱持的政治主義之觀念。在論《詩》方面，「《詩》亡，然後《春秋》作」一語，顯示《詩》在周代的特定功能已不復存，並間接闡明孟子對《春秋》一書的重視，他將《春秋》視為繼承《詩經》美刺筆削神聖使命的一部作品；而「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是孟子在解《詩》讀《書》所採取的兩種方法論。這兩種理論對於中國《詩經》學史與古典文論的發展，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同時亦反映了孟子對於《詩》、《書》等作品特徵的重要認識，
《荀子》「稱《詩》」之內容，其中「引《詩》」部分為先秦之冠。荀子引《詩》多為闡述己見，莫不與其重視禮義、勸人積學有關，其內容包含「尚賢使能」、「君子、小人之分際」、「『積學』可以為士」、「君子以至聖人上有師下有禮」、「上下有分」、「禮法之基」、「君臣禮義備則四方來歸」以及「君子有揚儒闢異之責」等主題。而其論《詩》之主張「隆禮義，殺《詩》《書》」，即是荀子結合「禮」來強調學《詩》之義的表徵，以禮為學《詩》的目的，「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可以說是孔門《詩》說的新發展；這種重視禮義的主張，在文學上，便發展了「文以明道」的觀點，我們可稱之為「明道、徵聖、宗經」的文學觀。
儒家以外的諸子代表，如墨子，在與儒家重要經典《詩經》的關係上，卻沒有旗幟鮮明的立場。墨子屢屢稱引《詩經》，並用以增強其「尚賢」、「尚同」、「兼愛」、「明鬼」、「天志」等主張；於此可見墨子對於《詩經》一書的重視。由於《詩》與《墨子》之間確有許多相似之處，足以調和儒墨主張上的衝突，明乎此，就不難理解墨子何以稱引《詩經》了。
不過，到了戰國中後期的《莊子》、《韓非子》，他們有關《詩經》的記載不但極少，並且對《詩》富有明顯的批判與嘲諷意味。不過，《莊子》和《韓非子》分別是道家與法家的代表，因此，其攻擊《詩經》所持的立場也並不相同；莊子所棄絕的《詩》中所反映的文明社會，《詩經》中有所許多關於周代政治的歷史、制度與理想的記錄或歌頌，這些在莊子眼中都只是「先王之陳跡」，不足取耳。而《韓非子》貶抑《詩經》，則與其思想核心相關，即主張以法治反對儒家的禮治。在此背景下，韓非以「《詩》三百」作為其抨擊儒家的標的物，並且對《詩》帶有負面的態度，也是不難理解的。
戰國末期集大成之作的《呂氏春秋》，其「稱《詩》」的記載雖不及儒家之《孟子》、《荀子》，但相對於其他諸子之著作，也算得上是「稱《詩》」最多的一家；其中對古《詩》若干篇之作者和創作背景的論述、孔子與惠施引《詩》之記載、與對某些《詩》義的詮解等，提供了難得的資料，無論其說是否可信，但也提供了時人對於《詩經》的若干觀點；它並引《詩》以品評人物、說明問題與闡明事理，另有前人「賦《詩》」史料之記載。從其稱《詩》的內容觀察，其引《詩》都無疑是為了借助徵引之詩文，以增加其論說的權威性和合理性，使人們對其意見能認可或信從；至於保存「賦《詩》」史料之部分，從客觀上來說，亦不無宣揚「《詩》三百」之政治作用的意味；可見《呂氏春秋》一書對於「《詩》三百」的基本態度是正面的推重。
第六、七章則為新出土材料「稱《詩》」內容之討論。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孔子詩論〉，是近年來研究先秦「稱《詩》」活動最重要之參考文物。〈孔子詩論〉記載了豐富的論《詩》資料，為戰國時期的《詩經》學研究增添了新血。在先秦文獻材料中，原無有以《詩》為專門論述對象之著作，也因此以往對於先秦《詩經》學的研究，往往只能藉由賦、引《詩》或零星的論《詩》片段，來加以推敲理解；自〈孔子詩論〉一出，此文獻材料上的困境便有了突破；不過〈詩論〉畢竟不似毛《傳》、鄭《箋》是逐章逐句地作詮解訓釋，而且考諸其簡文內容，大抵不出儒家思維，因此若想藉此而揭開先秦《詩經》學的全貌，恐怕仍有窒礙。在〈孔子詩論〉的內容中，也有一些論述難以用現有的四家《詩》來理解，如簡22「〈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等例，若要明乎此類《詩》義，仍有待更多材料來加以佐證。目前，由於在文字考釋與斷句上仍有諸多臆測與闕疑之處，故難有定奪，若能在此有所突破，則或對先秦《詩》學之詮釋有所助益。
第六章的二、三節接著討論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之〈緇衣〉與〈民之父母〉。上博〈緇衣〉的部分，雖與今本《禮記•緇衣》在章序與內容上有所出入，不過，兩者仍存有頗高的近似度。上博與郭店〈緇衣〉在內容上大體相同，除了一些文字上的差異外，兩者之章序皆同，因此，我們推斷這應是戰國〈緇衣〉之原貌，而今本《禮記•緇衣》則頗有後人羴改竄入之痕跡，因此，今本〈緇衣〉的面貌，則可能為入秦後甚至漢代始有。上博及郭店〈緇衣〉僅有「引《詩》」一類，引《詩》之前先申述為長民者、為君子者之道等，然後再稱引《詩》句加強其辭。至於上博〈民之父母〉，亦俱為引《詩》之例；其例僅有數條，多半是引《詩》以說明何為「民之父母」及「三無」之內涵。
第七章則討論郭店楚簡中「稱《詩》」之內容。首先，於第一節討論〈緇衣〉，然因郭店與上博〈緇衣〉大體無異，故不再逐條析論，而進一步比較其與今本《禮記•緇衣》之差異。另外，郭店〈五行〉篇亦有「稱《詩》」之相關記載，其內容亦俱為引《詩》；〈五行〉引《詩》或化《詩》句為己句，或於本文後再引述，論其引《詩》之要，則皆與成仁成聖、修身慎獨有關。郭店楚簡中的〈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三〉中，則另有一些論《詩》之記載，其中之言論則與「《詩》言志」、「思無邪」相當；這些論述或許都是今日對於《詩經》的普遍評價，但在戰國時期，這類言論的出現，實有助於「《詩》三百」內涵與地位之提昇。
本論文第八章，則是據前四至七章之析論成果進行整合討論，主要是在檢討先秦「稱《詩》」及其對《詩經》詮釋之意義所在。第一節首先針對先秦「稱《詩》」內容中，一些值得注意之現象加以析論，如「稱《詩》」之數量、篇章等等，並推闡這些現象背後所反映之意義。第二節則討論先秦「稱《詩》」之詮釋功用與方式；在「稱《詩》」之詮釋功用方面，包含了「立身處世的格言」、「從政治事的準則」、「外交辭令」三者，至於「稱《詩》」之詮釋方式，則有「斷章取義」、「就詩義引申」「顯喻與隱喻」三種方式，以上並列舉諸例以說明之。第三節則探究稱《詩》活動中，《詩》義所表現之多樣性與統一性之現象。在戰國百家爭鳴的背景下，各家不僅對「《詩》三百」的態度不盡相同，而且在《詩》篇的釋義，甚至文字訓詁上，往往也是各持其說，並不一致。不過，由於《詩經》流傳既久，有些《詩》義已然定型，故諸家解釋此類《詩》句時，其意義也十分統一。基於上述原因，《詩》義便有了多樣性與統一性兩種不同之特性；此處舉五例以說明之，分別為：〈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曹風•鳲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魯頌•駉〉「思無邪」。此外，在檢視《詩》義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同時，則又可見今本《毛詩》中的訓解，亦是承襲先秦時期「稱《詩》」而來；由於先秦稱《詩》採用斷章取義、引申、比喻等等的方式，使得《詩》之原義產生了變異，而這種變異於是成為後代詮解《詩》義時之基礎。從毛《傳》或鄭《箋》中，我們得以窺見「稱《詩》」時所產生的新義對後代的影響。
第四節討論先秦「稱《詩》」對《毛詩》《序》、《傳》、《箋》詮釋之影響；除了上述對於《詩》義之影響外，另有三者亦值得注意，分別為：「興」體的開展、「禮教」觀的詮解角度及「以史說《詩》」的詮解方式，這三者亦是《毛詩》詮釋《詩經》時十分重要之特色。「興」體與「禮教觀」之成形，先秦時期「稱《詩》」活動著實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先秦「稱《詩》」活動下所產生的新詮釋，是出自場合或稱論背景之差異。「稱《詩》」的新義，往往與原《詩》義有一段落差，並且為後世所承襲；《毛詩》所引用的新《詩》義，也就成了它的「興」體。這類的「興」詩，常難從單純地讀《詩》中體會《毛詩》的意旨；其緣由正與先秦時期的「稱《詩》」活動相涉。此外，先秦「稱《詩》」活動常把《詩》當作教條，使原本一首具有情詩意味的詩歌，變異或曲解為教訓或鑑戒的憑藉。這種現象發展至漢代《毛詩》，又變本加厲地將每一首優美的文學作品，轉為具有禮教觀之詮解，此亦為出自先秦「稱《詩》」活動之影響。至於「以史說《詩》」的詮釋方式，雖與先秦「稱《詩》」活動無明顯的承繼關係，不過，《左傳》等史料對於《詩》篇作者的記載，確實也影響了後來毛《序》的論述；此外孟子的「知人論世」說，亦可能是影響此種詮釋方式的理論之一。綜上所述，上述《毛詩》詮釋傳統之萌芽，實起於先秦時期的稱《詩》活動。
最末，探討「先秦稱《詩》與經典觀念之形成」；《詩經》之名的產生，大約是在戰國晚期，在此之前，《詩經》慣稱為《詩》或「《詩》三百」。此節的重點在於尋繹「《詩》三百」由一部周代的詩歌教材轉而成為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重要經典其間之脈絡。
從以上對於先秦「稱《詩》」內容的申論中即可發現：「《詩》無達詁」的現象，在先秦時期即已發其端緒，而後世又加以承繼而產生更多歧說；相信作為《詩經》研究者的有志之士，都難免困窘於此；著者本身因學力淺薄，加上先秦《詩經》學之浩瀚無際，然於資料上卻是有限，因此，本論文僅能就「稱《詩》」之部分加以析論探究，並希冀以微薄之淺見，將前人之著作加以整合，以期對先秦《詩經》學之詮釋有所發明。

關鍵字

詩經 ； 稱詩 ；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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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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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 Odes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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