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東亞作為思考的起點,以比較研究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考察台灣與滿洲國兩位代表性的作家──龍瑛宗與爵青的小說創作,希望藉由兩人文學觀和文學作品的討論,分別釐清兩人小說創作的軌跡與形成之因,並進一步比較兩人的異同,期望可引申出不同地域「殖民地現代主義」差異模式的討論。 龍瑛宗和爵青皆從三○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作,分別為當時台灣和滿洲國文壇代表性的作家,戰爭期皆為他們文學創作的高峰。兩人皆以相異於同時期作家的獨特藝術高度,以及現代主義的文學色彩存在於文壇。然而隨著時局的發展,兩個人的作品也起階段性的變化,最後更逐漸出現時局的色彩。龍瑛宗因為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1937年4月《改造》的小說徵文佳作後,作品經常於日本發表,爵青的小說創作也經由大內隆雄等人多次向日本翻譯介紹,足見兩人都具有與日本文壇接軌的契機,並且兩人皆參加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曾有一同開會的記錄。龍瑛宗與爵青兩人的文學觀念接近,皆強調文學內容與形式的平衡發展,因此兩人的作品多方嘗試各種文學形式的實驗,並追求更堅實的文學內容。然而龍瑛宗與爵青的社會文化背景相異,對於社會主義、現代主義等外來文藝思潮的接受狀況有別,也影響兩人作品的風格與走向。 龍瑛宗與爵青的小說創作,可說是為殖民地「新中間層」畫像。殖民地新中間層這種不上不下的中間位階,正是龍瑛宗與爵青自身的縮影,因此他們筆下的新中間層人物形象,皆具有高度的真實感,甚至是個人經驗的投射,但是卻也出現不同面相和思考模式。透過觀察龍瑛宗和爵青小說創作中對殖民地新中間層的塑造、心理分析和未來走向,可以看出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甚至是自省過程、思想發展的狀態,更可勾勒出一個現代的、知性的、懷疑的、都市的現代作家身影,以及一個殖民地的現代知識份子的精神變遷過程。此外,龍瑛宗和爵青在太平洋戰爭後,分別以異民族的愛和大人類主義為思想背景,希冀由此可從「個」轉到「群」的思考。然而異民族之愛在戰爭越見深化的時刻,卻越來越顯得虛假,龍瑛宗因此感到期待的幻滅。反之,爵青則在大人類主義的輔助下,成功的由「個」轉化到「群」的世界主義思考,並以為只有文學/藝術可以永恆傳世。 文學之於龍瑛宗與爵青,皆具有一種救贖的力量。他們著迷文學形式的實驗,著迷文學敘事的改變,他們不停嘗試各種寫作的方式,都是為了要讓自己能夠在時局越來越嚴苛的時代裡,不斷的透過文學書寫自己、表達自己。因此文學創作對他們而言,正是一種療傷的書寫,藉由文學創作所引發的力量,讓他們的精神得以獲得被拯救的可能。此時,文學已經如同宗教信仰一般,讓龍瑛宗與爵青得到宗教般的心靈救贖。